人們經常受到某些論述的影響，因而對於某些事物產生了某種認知。特別是當這些概念是由某些主流媒體或媒介所主導的，許多人都會輕易接受這些論述，而這些論述又會影響甚至主導着人的思想與行為。我想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
文明是否必定會引起衝突？
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於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名噪一時。該書出版之後受到了許多人和媒體的關注，不少人認同了他的觀點，認為不同的文明必定會產生衝突。
在這本書中，亨廷頓強調了全球主要文明之間衝突的不可避免性，原因在於宗教、語言、傳統等文化核心元素存在根本差異。他認為，衝突的根源在於文明之間核心價值觀和認同的差異，而不同文明的發展軌跡和歷史傳統導致了彼此間的隔閡。亨廷頓指出，文明不僅僅由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定義，西方文明試圖推廣其普世價值觀和文化，而非西方文明則努力捍衛其獨特價值觀，從而導致不可避免的衝突。
他強調了基督教、伊斯蘭、東正教、儒家等文明之間的緊張關係，並預言這種衝突將會成為國際事務的主導因素。他提出的文明衝突概念與過去以意識形態或經濟利益為主導的觀點有所不同，它意味着各種文明在勢力範圍、文化影響力和相互關係等方面的差異最終可能演變為暴力衝突。
此後，有不少人響應了亨廷頓的主張，並對它大力推崇。在華人的世界裏，我亦看過不少人在討論亨廷頓的主張時表示同意他的觀點。一部分人甚至同意（或指出）以中國為主體的儒家文明必定會與西方文明產生衝突。
不過之後，不少人亦指出亨廷頓主張的錯處。批評者認為，亨廷頓過於簡化文明之間的複雜關係，忽視了文化交流、合作與和解的可能性。他們指出，在（當時的）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之間的互動更加複雜多樣，不同文化可以共存並相互影響而不一定會導致衝突。一些批評還指向亨廷頓對文化認同和價值觀的過度強調，認為這種觀點容易導致偏見和誤解。總體而言，反對者主張更加開放、包容和多元的視角，強調通過對話和合作來解決文明之間的分歧。
修昔底德陷阱抑或陷阱的陷阱？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Jr.）於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同樣受到了許多人的注意。
艾利森教授指出，當一個新興大國崛起並挑戰現存的大國時，雙方容易陷入戰略競爭的陷阱，從而可能導致戰爭爆發。艾利森通過解讀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著作認為，中美關係也可能重演這一歷史模式。他強調，歷史上75%的情況下，這種競爭最終導致了大規模衝突。總體來看，艾利森教授的論述指出中美兩國，一個作為原來最強的國家，一個作為崛起並會挑戰領導地位的第二強國家，是會注定一戰的。
當然，這樣的論述對於某些人來說是非常可以接受，甚至是歡迎的。因為這樣的情景是他們本來就希望發生的。
就像上述文明衝突的論述，不少華人都同意這樣的說法，認為中美必定會跌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仍然記得某些華人按照艾利森的論述侃侃而談的場景。
事實會是這樣的嗎？
首先，儘管艾利森教授在書中引用了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城邦之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案例來支持他的論述，但是這些案例主要來自於古希臘時代（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其中新興力量雅典挑戰了傳統力量斯巴達，最終斯巴達贏得了戰爭。
大家都知道，在分析任何問題的時候，大背景（Context）是主宰問題分析的最主要因素。將距今2400多年前的冷兵器時代，兩個物理上相鄰的小城邦之間的衝突或戰爭，與如今科技先進、資訊發達，兩個物理上國土存在巨大距離的核子大國間的博弈作直接比較，可以說是連最基本的common sense都缺乏。
其實人類的天性就是會保護自己，所以當人們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或者兩股勢力在某時空中有所重疊，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存在。無須等到什麼第一名與第二名之爭。
民國時代，廣東省內許多地方與地方間不斷的械鬥就是這樣的例子。今天，正在發生的俄烏衝突、以巴衝突，以及不久前發生的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軍事衝突那都是例子。這些都不是第一名在對敵第二名。
因而今天美國和中國都是核子大國，核武器的震撼作用讓這兩大國之間發生（大型）軍事衝突的概率非常低。艾利森教授又指出，中美軍事衝突可能以擦槍走火或小範圍的方式出現。那這種衝突為何需要通過由崛起的國家挑戰領導的國家而發生呢？那是任何國家之間都可能發生的，這難道都是修昔底德陷阱嗎？
不少華人亦跟隨着艾利森的論述作出同樣的論述。他們認為艾利森的論述值得注意，一部分甚至表示同意。
王道、霸道與天下大同
與西方的觀點不同，中國自2000多年前便出現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王道是靠仁德讓天下人信服和歸順，而霸道則是以武力脅迫讓天下人臣服。荀子認為，王權國與霸權國的區別不是實力上的差別，而是在道義水準上有高低之分。王權國是講道義的，而霸權國達不到王權的道義水準，只能達到有戰略誠信的水準。霸權國通過為弱國提供安全保障，威懾部分殘暴的國家並打消其吞併他國的想法，以使其他國家對其親近。而王道與霸道不同，王權國是仁慈的，因此所有國家都與她親近友好；她也是最講道義的，因此所有國家都尊重她的地位；她還是最有威力的，因此沒有國家敢與她敵對。王道強調公平、正義、文明，她實施的先決條件是對人性本善的基本判斷。只有相信人性善，道德才會被廣泛地接受和追求，普遍的道德準則才可以設立並有效地應用。
當然在現實中，霸道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而王道則更像是一種理想。但不可否認，這種理想一直存在於中國的文明，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心中。
而在王道與霸道的辨證思潮中，中國古代亦孕育出了「天下」理論。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趙汀陽教授所表述的「天下」理論，當一個社會為全人類所接受，它就成為了世界，因此它強調必須把世界當做一個政治分析單位，並建立一個足以覆蓋任何政治問題的分析框架。不同的政治出發點決定了對政治問題的不同理解，這種差異意味着豐富的思想資源，應該能夠形成良好的互補，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文化上有追求建立一個「天下大同」的政治概念。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但它卻在某種程度上驅動着中國歷史上不同時代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在適當的時空中，他們會嘗試通過包容和開放的思想及心態去開創一種兼容並蓄的天下。
歷史並未終結 中國還未崩潰
其他類似的案例亦有不少。我記得在2001年當美國政治評論家章家敦（Gordon G. Chang）出版了他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時，不少我的跨國企業客戶很認真地問我「中國會不會崩潰？」當然，章先生22年前的預測到今天依然仍未發生。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闡述了在蘇聯解體之後，新自由主義取得了全面勝利。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不少華人亦響應了福山的論述，認爲「歷史已經（或將會）終結」。當然我們知道福山對之後事物發展的判斷基本錯誤，福山本人亦知道歷史並未終結，世界正在向一個更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同樣的，近年來美國兩位政治學人邁可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哈爾·布蘭兹（Hal Brands）亦提出了「中國已達峰」（China Has Peaked）的論述。他們認為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最高點，以後將無法再創高峰。
當然，不少人會認同他們的看法，但客觀上來説，以上幾位的論述能夠成立的概率是很低的。然而福山、章家敦、貝克利和布蘭兹的論述依然會受到不少人的注意並影響着不少人的觀點和判斷。
對新世界的認知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多邊的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有不少力量會繼續撕裂着世界，同時亦有不少力量會將世界連接在一起。傳統的發達國家將會面臨着不同的挑戰，全球南方國家之中不少會進入新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的發展模式將會給予這些國家一個另外的發展選擇。
當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是必定仍然會發生的，但不少國家（特別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某部分南方國家）亦會尋找合作和共同發展的機會。和平與穩定是共同發展的基礎。
人類命運共同體事實上就是中國2000多年來天下大同和王道的現代式注釋。這是中國人在追求中國式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一脈相承。南方國家之間亦存在許多不同歷史、文化和文明，但在和平共處和尋找新的發展模式的大前提下，他們不一定需要進行文明的衝突或去跌入進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