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對中國文學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歐陽修乃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寫的《朋黨論》更是一篇文采不凡，流傳千古的名篇，收入了《古文觀止》。歐陽修撰《朋黨論》，是為政治鬥爭服務的。當時范仲淹推動慶曆新政，抨擊以宰相呂夷簡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施政闕失，遂被加以「越職言事，離間群臣，引用朋黨」之罪，宋代朋黨之爭發端於此。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朋黨」從來都是一個極具殺傷力的罪名。「朋黨」含有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之意，故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當時歐陽修在諫院任言官，聲援范仲淹，遂撰《朋黨論》，上奏宋仁宗，反擊保守派的攻訐。此文向宋仁宗進諫，勸「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不過，此文雖然立論精闢，但所舉的例子卻似是而非，並不準確。
立論精闢 例子卻似是而非
《朋黨論》說：「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這是歐陽修所舉的兩個例子，但都是不正確的。
首先，歐陽修將兩件事件發生旳時間弄錯了。黨錮之禍並非漢獻帝所為，而是桓帝、靈帝兩個皇帝聽信宦官集團的誣告，大肆逼害殺戮李膺、郭泰、竇武、陳蕃等名士朝臣，而黨錮之禍在漢獻帝即位就馬上結束了。中平六年（189年）三月靈帝死，九月董卓率軍進入洛陽，專擅朝政，廢少帝立獻帝，「遣使吊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後漢書•孝獻紀》）。事隔22年，東漢朝廷才為陳竇諸人平反，此時漢室氣數已盡了，可見黨錮之禍實因桓、靈二帝聽信宦官之言，興起黨獄，逼害清流所致，罪在桓、靈，與獻帝無關。誠如《後漢書》所言：「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橋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朱溫大殺名士 與昭宗毫無關係
至於朱溫大殺名士之事，乃是發生在唐昭宗死後，與昭宗毫無關係。朱溫為什麼要大殺名士呢？原來朱溫手下有個書生叫李振，此人在咸通、乾符年間屢試不第，由於科場失意，遂痛恨門閥。他對朱溫說：「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朱溫笑而從之。天祐二年（905年7月5日），朱溫在滑州白馬驛（今河南省滑縣境）一夕殺盡左僕射裴樞、新除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守太保致仕趙崇凝、兵部侍郎王贊等「衣冠清流」30餘人，史稱「白馬驛之禍」。
再者，漢獻帝、唐昭宗都是傀儡皇帝，根本無法行使皇權。漢獻帝一生都被權臣挾持，先是董卓、然後是李傕、郭汜，其後被曹操控制在許昌，最終被曹丕逼迫退位，根本就不可能興起黨錮之禍。至於唐昭宗也是自身難保。他在位16年間，一直被藩鎮挾制，玩弄於股掌之上，最後被朱溫害死。當時朱溫正欲揮師討伐李茂貞及其養子李繼徽，深恐昭宗變生肘腋，在他出征時，從後攻擊他，遂不惜弒君，另立幼主。
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一日壬寅夜，朱溫派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蔣玄暉弒殺唐昭宗。是夜朱友恭等率兵上百人闖入內門，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東都之椒殿院，斬殺河東夫人裴貞一，昭儀李漸榮在門外道：「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昭宗聞訊，身着睡衣繞着殿內的柱子逃命，被龍武衙官史太追上，李漸榮以身體保護天子，一同被殺，只有何皇后求饒得免一死。是年十月，朱全忠返回洛邑，得知昭宗已死，乃佯裝震驚，假惺惺地伏於棺材大哭說：「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並斬殺朱友恭等人。907年，朱溫逼迫唐朝末代皇帝哀帝李柷「禪位」於己，篡唐自立，成為後梁的開國之君。
由此可見，歐陽修指責漢獻帝「禁絕善人為朋」，唐昭宗「誅戮清流之朋」，終致國家衰亡，實屬張冠李戴，將桓、靈二帝興起黨錮之禍的罪惡，安在漢獻帝身上；至於將朱溫殘殺清流的暴行，說成是唐昭宗所為，可謂無中生有，冤枉了這兩個傀儡皇帝，大概歐陽修寫《朋黨論》時沒有查證史料，僅憑記憶信手拈來，遂有此誤。
作者簡介：
馮天樂，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文學碩士（優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文化研究院「燦爛的中國文明」專題作者、香港電台節目《講東講西》客席主持、《協進之聲》編委。馮博士曾主持香港電台節目《中國點點點：閱讀中國》、新城電台節目《大中華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