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放慢了腳步，生命仍在流動，人可停不下來的，還是得繼續向前走去。
1995年，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第一次用法文寫《緩慢》（Slowness），小說語調是輕鬆的，他說：「沒有一個字是嚴肅的」但一如他一向的作風，調子仍是充塞着嘲諷意味，對人生的嘲諷。
放慢腳步
找出當年他的第一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是1984年的英文譯本，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也是《1984》啊）。男主角Thomas玩世不恭（只有那樣，他才可以在亂世生存下去？），作者愛說反話，指出”the love of our life maybe light, weight less”。
又嘗試去想想當年看過的同名電影，竟然沒法聯想起什麼來。人的記憶，原來是那麼的不可靠。說當年電影與小說同樣精采，都記不起來了。小說還可以重看，電影呢？
出版家趙家璧寫過《書比人長壽》，說的是寫書的人辭世而去，作品卻可以保留下來。問題是保留下來的文字（結集成書），要是沒有人再去看呢？
不知道會不會再拿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來再看一遍。現在看《緩慢》更有共鳴：「我們每個人都嘗試擺脫平庸，往更高層次走去。」
「我們有此錯覺：我們值得去到更高層次的。」
「當我們要去抗議，反對一些什麼，要是沒有攝影機（記者）在旁錄影、錄音，我們的抗議，誰會知道呢？」
昆德拉就是太愛講道理，不管他講的是《小說的藝術》，還是《可笑的愛情》。當他放慢步伐，不再用文字來諷刺人世的不堪，他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蝸牛和牠的殼
米蘭．昆德拉在The Art of the Novel談及他的小說，與心理學無關。而他創造出來的角色，一如眾多作家筆下的人物，都是不易理解的。而這”Enigma of the self”，正是小說引人入勝之處。
記得有位寫小說的文友對我說：「我筆下的人物，有時候會隨着他的狀態走，不受我控制的。」見我似懂非懂，他說：「我是多麼羨慕昆德拉，他創造出來的角色，有自己的想法、行事方式。作者冷眼旁觀，不會干預他/她們的言行舉止。」
說得太玄妙了。雖然小說角色有自己的生命，但他過怎樣的日子、有什麼作為，作者恐怕也會「推波助瀾」，幫他/她向着某個方向走的吧。
昆德拉是愛說「人生哲理」的。不過，他不是通過小說人物的口說出來，而是作者冷眼旁觀，詮釋人為了自己的存在，作出解釋，盡都是荒謬可笑的道理。作家最愛說一句「人一開始思考，上帝就發笑」。昆德拉下筆的時候，有思考過該怎樣寫的麼？
哲學家海德格說人與世界的關係：Being in the world。昆德拉的詮釋：人與世界的關係，就像蝸牛與牠的殼，連在一起。殼改變，蝸牛也隨着改變。昆德拉的小說角色，有看來是獨立個體，但它像蝸牛一樣，擺脫不了它的殼。
在他的另一個長篇Life is Elsewhere，捷克歷史的改變，男主角Jaromil適應不了，只能一走了之。
他是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主角Thomas幸運，Thomas這隻蝸牛，沒法離開他的殼。
作品魅力
來到米蘭．昆德拉晚年，捷克終於讓長居法國（已成為法國公民）的昆德拉有了個名份，恢復他的捷克國籍，還在他的家鄉為他建立了一間以他為名的圖書館。對昆德拉而言，這遲來的榮耀恐怕他沒法回應（昆德拉圖書館開幕那天，病重的他沒法出席典禮了）。
已經在法國生活多年的他（因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而流亡法國，1979年寫成的《笑忘書》而被剝奪捷克國籍），要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多次提名，就是沒有獲得該獎項），他會被稱為法國作家，而不是捷克作家。
有說昆德拉的長篇《生活在他方》是作者流亡海外的個人投射。要是這講法成立，那麼其他的作品呢？不也都是流放者的心聲？
昆德拉視自己為國際作家，他不過是長期居住在法國而已。
起初他的作品是用捷克文寫成，1995年用法文寫《緩慢》。離開布拉格已經有26年，可以用法文寫作了。
活在這個世代，我們的步伐應該是快（舞者《緩慢》的主角在台上飛舞，節奏飛快。我們的生活也要如此？而我們的記憶呢？該是快的還是慢的呢）？
對卡夫卡作品情有獨鍾的昆德拉，14歲那年看卡夫卡的《城堡》：”I was dazzled.” 這暈眩感覺自此一直不變。「卡夫卡所講及的人類處境，靠社會學、政治思維語言，皆沒法說得清楚明白。」
就此而言，昆德拉的作品可沒法超越卡夫卡。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