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漫長無重點的大規模討論，特首李家超終於一錘定音，6月13日宣布會如期在9月收回粉嶺高球場32公頃土地，作建屋用途。回顧歷史，1969年殖民地政府宣布收回香港木球會的佔地，改建為現今遮打花園。兩件事件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結果雖然一樣，但過程迥異，反映出兩個政府處事的歷史背景及風格不同之處。
1967年事件後 政府亡羊補牢增康樂場地
香港木球會（Cricket Club）成立於1851年，即英國佔領香港成立政府9年後，當時政府必須為在港的英國人提供娛樂場所。中環最中心的地段不用作賣地而劃作這種用途，當時港督究竟是聽誰的建議，以及考慮哪個利益集團的意見，可想而知。同樣的歷史背景，1911年在粉嶺劃撥170公頃土地建高爾夫球場，應該也是同樣的考慮。
木球會佔用中環黃金地段，多年來一直有各種議論。《工商日報》1963年4月一則報道稱，「貴地段而僅供小（少）數人使用，久已引起評論」。然而殖民地政府當道，即使敢於公開評論的也只是英國人。當時政府控制所有決策機構，施政完全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直到1967年才有轉變。
1967年發生「反英抗暴」事件，當時政府及主流媒體稱之為「暴動」。香港有史以來，第二次發生大規模針對殖民地政府管治的社會運動；及後港英政府總結成因，是忽視了普通市民的權利與意見。當時嬰兒潮效應達到高峰期，人口猛漲到370萬，但教育、醫療和福利設施完全跟不上，而且從來不尊重華人，所以必須立即採取亡羊補牢的措施。
1969年立法局會議多次提到香港缺乏文娛康樂設施，當年財政預算案撥款1600萬元興建康樂設施，其中大部分用於興建李鄭屋、摩士和觀塘公共泳池。另外，臨時措施包括要求政府撥地的私人會所提供場地供學生使用，位於尖沙嘴的海員俱樂部承諾每天上午向學生開放。
除了增加體育設施，每逢周末開放運動場等公眾場所，舉辦露天舞會，給年輕人有舒展餘地；至於普及西洋歌曲和樂隊則是否有計劃以外的文化目的，還可以商榷。提供更多文娛康樂場地，只是殖民地政府「懷柔政策」的其中一小部分，1969年末舉辦的第一屆「香港節」是匯聚政府、社會和商業力量的大型公眾活動，讓市民從參與中培養對港的歸屬感。
殖民地政府為了修復跟市民的關係，正視市民各種需求，的確做了很多「破天荒」的事情，包括落實6年小學免費教育，於1971年正式實施；研議限制租金上升政策，到1970年實施「租務管制計劃」，減輕市民經濟負擔。至於民怨沸騰的貪污腐敗問題，當時已經有官員提出要成立廉政公署，只不過當時港督戴麟趾沒有下定決心肅貪倡廉。政府官官相護最突出的表現是，戴麟趾被香港的「社會賢達」集體聯名上書英廷挽留，使他獲得兩度延任。
戴麟趾獲得「擁戴」，主要原因是他順從和保護了英國主子和香港權貴集團的利益，在鎮壓「反英抗暴」中出動軍隊。當時警察對抗議民眾所採取的暴力，也是空前兇狠的。另外，戴麟趾也是「時來運到」，正值香港工業起飛，1969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2%，政府庫房有盈餘供各種工程費用開支。戴麟趾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成就之下，收回木球會中環地段，也就得心應手。
根據《華僑日報》編撰的《香港年鑑》，稱1969年3月8日，香港政府宣布收回木球會地段，將於1973年在原址改建公園。木球會也不是心甘情願放棄中環，但政府租借合約即將到期，而且政府承諾給出一塊更大的地段，雖然在大潭有點偏遠，畢竟有發展空間，現在香港木球會會籍輪候時間長達7年。即使是政府有「牙力」，也有經濟誘因，木球會還是拖延到1975年底才徹底搬遷。
將特區政府跟殖民地政府相比較，很難避免會遭非議。唯前車可鑑，看看無妨。
玩板球（cricket）最多的人口在印度，香港的印裔人也熱中，但以前能夠加入木球會的主要是白人，而今只看你是否付得起接近300萬元的會籍費用。今天的木球會會所，還有餐廳、泳池、健身室等康樂設施，不打板球但擁有會籍的比比皆是。若要用兩個字來形容這些能夠享用木球會設施的人，只有「權貴」匹配。
收球場合情合理合法 唯當局決策過程難看
今天哥爾夫球會的情况差不多，出來反對政府收回粉嶺高球場32公頃土地建公營房屋的人，振振有詞說高爾夫球場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必配。但他們沒有考慮的是，現在的社會狀况跟1969年香港的民情，有沒有相似地方。更大問題是，正在「劏房」居住、再等候5年都不知道是否能夠上樓的居民，他們將擁有高球會會籍的人視為「權貴」，這個矛盾，究竟是誰挑起的？現在政府決定按幾年前收回部分土地的社會共識，應對民怨沸騰的社會大事件，以迫在眉睫的態度處理，合情合理合法，應該獲得支持，只是決策過程有點難看。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