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汨羅江」到「滾滾長江東逝水」

龍舟鼓響，如果屈原與孔子有幸相逢夢裏，或者會把臂同遊，然後各自折返家鄉，分別以楚、魯的語言文字，一個超越絕望的〈離騷〉，以激情韻調，述往事，思來者，憑着亂世忠臣的初心立言諷諫；一個在杏壇啟發弟子，研習六經之餘，須體念幽微角落蒼生的委屈，在他們遇溺之前，施以援手。

孟子以「嫂溺，援之以手」作為「天下溺，援之以道」的類比（註1），說明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常人的惻隱、君子的擔當。孔子的愛徒曾子也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註2）如果「仁以為己任」的事功在於以身作則、百年樹人、移風易俗，成為禮樂傳承的一代宗師，對政治運作產生輔翼和制衡的作用，這是道德倫理的貢獻。

不過，古代士、農、工、商各階層術業有專攻，唯有讀書人具備「學而優則仕」條件（註3）。「士大夫」是一個銜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中介角色。「士」就是知識分子，「大夫」在廟堂之上，就是治國的輔弼之臣；在民間來說，是治病的醫生。

政途險惡

下醫治其病，上醫治其國，可是在威權管治的格局之下，「能醫不自醫」是政途險惡的常態。知識分子參政，面對指點江山、君臨天下的聖主，要堅持「民為貴，君為輕」的浩然之氣（註4），無異與虎謀皮，稍有差池，甚至誤批逆鱗，慘遭滅門之禍。技術主義威權政治的始作俑者韓非子有〈說難〉的精微洞察（註5），可是仍免不了因為族裔背景招惹嫌疑，授人以柄，被李斯誣陷，死於非命。

論政容易參政難，「官僚」一詞本來沒有貶義，可惜在理想與現實、初心與政令之間要折讓取捨，團隊精神隨時瓦解，演變成各有理據的黨派之爭。再加上利祿薰心，魚與熊掌都有價有市，選邊站隊、拉幫結派、互相攻訐，歷朝的黨爭又是另一種常態。

本來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令許多人志士仁人趨之若鶩。且看那位「天上謫仙人」的李白，寫下一篇尷尬的〈與韓荊州書〉（註6）。他為求一官半職，竟給對方戴上舉世無雙的高帽子，實在令人驚訝。他當時大概不知道，廁身廟堂，雖然衣冠楚楚，難掩腥臊污垢──階前陛下，面對主子與同僚，機關處處，陷阱重重。漢代的司馬遷因為李陵之禍下獄受腐刑；唐代的韓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註7）；他的摯友柳宗元因變法失敗被貶到偏遠的永州──「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註8）；宋代的蘇軾身陷「烏台詩案」，僥倖逃出生天；明代的黨爭和開先河的文字獄；近、現代種種權力、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那些備受折磨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有誰不是憂鬱症的病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註9）──東坡居士的幽默，一語道破官場文化的死穴，療癒自己的創傷。不過他的兒子讀到這個金句肯定啼笑皆非。

愛國悲情與生命教育的反思

回到屈原的故事，我們對他承受讒言的委屈和國都淪陷的悲痛，當然寄予無限同情。不過他感到絕望而自盡，後人將他的行為解讀為「殉國」，並冠以「愛國詩人」的稱號，對於太平盛世的幸運兒來說，這是憂患意識的教材，但在危機四伏的時代，尤其是對未成熟的年輕人來說，肯定是生命教育要嚴肅面對的課題。幸好最近維多利亞港兩隻黃色的小鴨剛退場，接踵而來，是龍舟競渡的陽剛之氣和促進消費的鼓聲。這個悼念屈原的方式還算有點正面，可是愛國悲情的渲染，面對當前的社會狀態，還須有所節制。

此外，回顧歷史，從另一角度看楚國和屈原的命運，原來那位寵信屈原的楚懷王曾經攻打越國，奪得大片領土，越國因此而分崩離析。後來因為懷王用人不當，導致國勢漸衰，終於滅亡。我們不妨想像，如果楚懷王繼續器重屈原，面對最強大的對手依然克敵制勝，那麼一統天下的，就變成「楚朝」；屈原可能位居丞相，他那首〈國殤〉（註10）就變成豪氣干雲的〈邊防軍進行曲〉了。

孟子說過「春秋無義戰」（註11），到了戰國時代，更是掠奪生存空間自保社稷，「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困獸鬥。屈原的不幸，又豈止受讒言中傷、陷於國運衰頹的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