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與多軸心文明

2022年10月16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5個中國特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當中除了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至今歷史唯中國獨有之外，其餘4個特色，實際上是包含了人類追求的美好理想、歷史上的偉大思想和進步思潮、各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各個國際環保公約）的宣言和約章精神等。

今年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主持新一屆領導幹部學習班，習近平在其講話（註1）中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借鑑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並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中國式現代化的嶄新論述，高度總結了中國人民在百多年來探索富強之道，及近40多年來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的模式；它包括了中國式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現代化等眾多範疇。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的3個特色方面，世界各國人民雖然在方法、過程、具體目標或各國的義務等方面，可能有分歧或差異，但起碼在大原則和理想方面比較容易溝通和有近似想法。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方面，物質文明有世界公認的客觀和科學標準；惟在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等精神文明領域，各國的意見分歧會是較多和較大，有待更多深入交流及商議。

西方新的軸心文明有關自由、民主、公義、平等、人權等意識形態，作為普世價值在全球擴張。

軸心文明及普遍觀念

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在其名著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1949年）提出他的軸心文明理論：在西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這600多年，世界不同角落幾乎同時分別產生一批偉大思想家和宗教領袖——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如孔子、老子等），古印度奧義書的聖人們和佛祖釋迦牟尼，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又稱拜火教）的創始人，希伯來的眾先知，及古希臘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歐洲和中東地區產生了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古希臘文明孕育了科學和民主的種子，西方文明的歷史便是希臘和希伯來兩種傳統相互衝突及交融的歷史；中國儒道思想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軸，而在印度傳統衍生出的佛教，於漢代開始傳入中國，與儒道融合組成為中華文明。

以上各種主要文明形態影響深遠，直至現代，Jaspers稱那個時期為「軸心時代」（axial age），產生了人類的「軸心文明」。

內地學者金觀濤進一步指出，軸心文明的出現乃基於四方面，其中普遍觀念的出現意義至為重要，它形成的超越視野是構成軸心文明的核心；從價值方向來看，分別是離開此世的希伯來救贖宗教與印度的解脫宗教，及進入此世的古希臘認知理性與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正是這4種類型的普遍觀念與超越視野延續了人類文明，並構成不同文明形態（註2）。

16世紀之後在西歐出現的文明，是新的軸心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臘羅馬文明在西歐融合，再加上文藝復興和科學科技發展，演化成為新的軸心文明——西方現代文明。

西方現代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征服及同化了不少民族和國家，但從來未能征服古老的軸心文明和國家，無論是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還是中華文明。這些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古老文明在追求富強之道時，的確曾熱烈地向西方現代文明學習，內在化了不少西方現代文明要素；惟在這過程中因身受西方霸權侵佔、剝削和欺壓，也看到西方現代文明固有的缺點愈來愈明顯，喚起了其傳統文明的精神和民族自豪，而決意走與其傳統文化結合的道路（註3）。

西方新的軸心文明通過英美等帝國主義侵略向全球擴張，並把其有關自由、民主、公義、平等、人權等意識形態，作為普世價值傳播世界。現時中國是首先走出自己模式的現代化道路的大國，正在帶頭與其他非西方文明國家聯合起來，走多元文明的現代化道路。

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幾個伊斯蘭教國家也在推進文明發展。（Shutterstock）

中國須發展新的普遍觀念體系

習近平說「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中國式現代化可以演變為21世紀新的軸心文明，跟正在減弱的另一軸心文明——西方現代文明，作比較及競爭，並且為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所吸納而壯大。另方面，伊斯蘭文明的幾個國家（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及印度文明的印度，都在銳意推進現代化。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壯大至位居世界前列時，將會出現一個新的多軸心文明時代（註4）。

若按照上述的軸心文明理論，中國必須發展出一個新的普遍觀念體系，並且可以為愈來愈多的其他國家人民接受、嚮往和吸納。而這套新的普遍觀念體系，也必然要在現時已流行全球的普世價值的基礎上修訂、補充和演變而成。

香港可以成為中西文明交流的橋樑。

一國兩制與中國現代文明

自清末以來，在國民尋求富強之道而向西方現代文明學習並受啟蒙的過程中，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由1980年代開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從香港學習及選擇性地應用了下列主要範疇的意識形態、制度、方式、方法、技術、規則、標準、條文、國際聯繫等——資本主義經濟運作與國際貿易、國際化的企業管理和專業制度、普通法體系及條文、國際現代城市管理等。

40多年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一直是中國全面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到現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科技發展的一些範疇亦處先進國家前列。中國的物質文明，將在美國政府全力阻撓下繼續前進。但如何繼續發展中國精神文明，及促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相協調將是關鍵，也是能否向各國人民說好中國故事的一個重點。

香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往後發展過程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起着哪些作用？內地一些學者亦提出他們的看法，例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主張「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也需要從西方文明和其他人類文明中不斷汲取營養」，而香港應成為「跨文明的視角，能動的新邊疆」（註5）；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將繼續作為國家統一與國家現代化的戰略槓杆和制度槓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和制度增量」（註6）。筆者將在下一篇討論香港作為跨文明橋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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