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朱鎔基總理訪港時重申政府不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想不到18年後遭受黑暴和疫情的連番考驗。在中國重申全面管治權、實施《港區國安法》後，宏觀上社會開始重新起步，然而，微觀來看，香港政府在磨練後的調整是否做到「能決且行」？本文從輸入外勞、隧道調整收費和國歌事件，觀察港府在政策、民生和意識形態3方面的挑戰。
輸入外勞、引入優才 均不理想
撇除在違法佔中時期的極端失智排外，香港終歸是個外向型移民城市，説大了就是「做天下人的生意」，當然也應有「歡迎天下人來」的氣度，無論是身具一技之長的外地精英，又或能協助日常生活的外佣，以至於填補本地人不願擔當的勞動力，按理説都是香港的組成部分。
然而，撇除外佣外，香港似乎在輸入外勞和引入優才上並不理想。後者以往受專業團體牽制，而近來則因缺口太大，加上傳統勢力被打破，政策才有所鬆動，在醫護、教師和服務業都開始引入人才。但專業精英在社會中是極少數，只佔0.1%，他們關心的更多是機遇，這和教育及居住有更大關係，今天先略過不談。
至於外勞，香港政府的政策往往被詬病跟不上社會需要，又或一時一樣。到底香港的問題出現在哪裏？且看看按照人口結構和發展情況相近，表面上社會環境也相同的新加坡，明顯地，星國在輸入外勞填補勞動力上，比香港有效得多。然而，如果從整體政策方向看，包括透過持續進修提升本地勞動素質、利用配額（Quota）和徵費（Levy）來調整外勞數量，表面上兩地是相同的，但魔鬼永遠出在細節上，3方面的具體內容，對實際成效產生了巨大影響。
相對香港 星政府執行能力強
香港傳統上對政策的設計重視靈活性，理論上訂出政策後，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但很可惜，這種態度只適合行政主導、執行能力強的團隊，不要説現代社會早已丟棄得七七八八，在「反建制」年代的撕裂下，政府團隊需要長時間從離心離德的公務員隊伍重整過來。
相比下，新加坡重視政策細節和具體數據透明度，執行起來就更得心應手。舉例説，星就不同行業，明確定下具體的外勞比例，一般服務業最多只能引入35%，而且企業內比例愈高，政府徵費愈高；但沒有多少本地人願意任職的建造業勞工，就可以高達八成，1個本地人能匹配7個外勞。同時根據實際調整，例如預計明年基建減少，就從2024年起降低比例至1對5。
此外，新加坡還刻意控制低技術勞工在當地的逗留時間，除了每個合約最長6年外，還不能延期逾14年，當然如果工人能提升至高技術勞工，就能延長至22年，部分工種甚至無限期。如果有人挑剔這屬於歧視性政策，卻無法否認這正好避免了大量外地勞工長期逗留，從而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
雖然星港兩地同樣就輸入勞工徵費，美其名也是為了確保本地工人就業機會，以及用於培訓本地工人，但徵費數目的差異及外勞的薪酬政策，就成為輸入外勞的成敗關鍵所在。
徵費薪酬政策是成敗關鍵
香港的「補充勞工計劃」強調平等，所以輸入的勞工，其工資至少須相等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所享有的待遇亦不會比本地工人按勞工法例所得的為差，僱主提供的薪金數額亦須符合法定最低工資規定。在政府徵費上，也不過是每日400元，只佔區區幾個百分點。
但新加坡徵費數目就高得多，例如建造業低技術工人徵費為新元700至950元，隨時佔薪資三、四成，也沒有強調同工同酬，這造成怎樣的結果？平心而論，輸入外勞除了補充勞動力，在基建行業的低技術工人，性質無異於外佣，因此較低的薪資能控制勞動成本，星配合高徵令薪酬差異不會成為剝削的手段，但能滿足外地勞工的要求。
相反，香港強調平等，等同虛高了薪資，然而高薪資不會落入這些勞工手上，而是成為企業千方百計地剝削，以及中介公司乘機以各種名目收取的費用，當中甚至造成犯罪行為，這些都是「好心做壞事」的例子。
善用徵費雖然看似不平等，但卻公平，且達到持份者各取所需的目的，巨額徵費甚至能作為調整之用。例如在疫情嚴重期間，新加坡就以退回徵費來扶持這些企業。
外勞不應該是短期解燃眉之急，而是長遠而透過不時調整細項來達到有效目標，未來香港人口老化，如何為中老年人提供持續教育和就業，令輸入外勞成為動力而不是被攻擊的對象，政府仔細部署責無旁貸。
三隧分流問題 反映港府陋習
香港3條過海隧道的專營權終於要結束了，政府終於能在全無約束下，重新制定整體汽車過海的收費架構。其實，從隧道及地鐵等公共交通設施的問題和爭議來看，我們甚至要考慮專營權政策是否要改善。現實而言，極少地方的公共交通運輸能以香港如此私營的方式運作，因為九成九九都會虧損，必須倚靠如物業和廣告等收益來支持，而這些收入一般並不穩定，也就不可能直接採取香港的「用者自付」政策，最多也只能部分自付，否則就會出現如西隧和渡輪服務的問題。
這次政府調整隧道收費分作兩階段，8月開始的固定收費方案將3條隧道的私家車收費差距，由現時最高55元收窄至30元，除吸引部分駕駛人士轉用西隧外，也作為往後調整的參照。第二階段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的方案，在早上7點30分進入繁忙時段，3隧收費以每分鐘加2元的方式逐步上調，至西隧60元，紅隧、東隧40元，到上午10點15分起，3隧收費每分鐘減2元，逐步回落至劃一30元，並維持至下午4點30分。
這種表面上複雜的計算，一開始就惹來批評指駕駛人士太難預算，也可以想像過去反對聲音強烈的時候，這個調整計劃隨時拖上一大段時間才能實施。然而，層遞調整是避免因為收費差距太大，而出現等夠鐘或爭衝線等問題。而背後的關鍵，在於電子收費的普及實施。
過去20年，電子道路收費一直未能普及，正好反映出「決而不行」的陋習，本來這是降低增加隧道流量的簡單行動，都被忽視，甚至以「反正都改善不了港島道路不足」的藉口而沒有推動一些基礎電子服務。這種推搪和疏懶風氣彌漫於整個公務員架構。這次隧道收費調整，雖然仍未屬最好的選擇，早前推出的「易通行」也因宣傳不足造成負面印象，但運輸署最少交足了功課，態度值得支持，也應該得到其他部門效法。
如果說隧道的處理手法終究回到正確的軌道，那地鐵就令人失望了。票價「可加可減」機制不過是個朝三暮四的數字遊戲，去年底爆出的地鐵訊號系統更新，因管理不善導致最少24億泡了湯，計及其他資源消耗，對於年賺96億的港鐵來説比例不少，但也不能以每年100億營運支出而一語帶過。這些龐大的公營機構，對如何善用標準化和開放式系統，應該要好好從新學習。
播錯國歌事件 根本未盡全力
如果香港代表隊出外比賽會因為播放國歌而感到有壓力，那對不起，筆者雖然沒多少榮耀代表香港，但播放國歌的事前工夫也準備過幾十次，試播是基本工作，雖然難免有意外，例如聲音太大太小等，但播錯就不能推卸責任。
至於港府官員曾經指出，已經向多次向Google要求撤走錯誤歌曲或將正確的國歌置頂卻被拒絕，這就是未盡全力。須知道所謂「撤走不實資訊」，Google做得還少嗎？Google Penalty原來就能夠隱藏被罰的YouTube頻道，不久前因為衝擊美國國會事件，涉煽動暴力而停止了QAnon、pizzagate等相關頻道，哪有什麼資訊自由可言？
政府大可訴諸法庭，將Google定性為壟斷香港影音平台者，又或指該歌曲為失實資訊，頒令Google下架，如果不依從，就罰大款吧！反而Google還被罰得少嗎？歐盟、印度、俄羅斯，埃及、美國FTC等，都曾因為壟斷或失實資訊罰款Google，就算拒絕付款，也可以限制流量，為之製造麻煩。反正Google這具美國「首席大殺傷力武器」，可能難免有一天要「拆除」，先來做個測試，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另一方面，香港也要慎防矯枉過正，在中國「兩會」結束後，香港就出現了一股學習「兩會」精神的熱潮。本來香港人對中國政策了解太少是問題，但將學習形式化更是大忌。近來各區民政事務處舉辦「全國兩會精神座談會」，共36場座談會，約有7500人參加。但到底是什麼人參與？有牽涉民生相關內容嗎？香港不應因為政治正確，而走向「門面化」，學習中國政策不能成為走過場的形式，而是具體香港會以怎樣的政策配合。
香港的意識形態問題，落在一大批「新晉精英」身上，香港不能讓愛國和支持中央政策成了嘴上的口號，而是作出真實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