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學上有一種「後購買行為」（post-purchase activity）：當消費者購買一種商品或服務後，他仍然會關注這商品或服務在其他商店的價錢，目的是證明自己選擇正確，多於加深市場研究。
《國安法》之後，有部分人選擇離去。他們不一定有強烈的政治信念，有很多是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再加上美加英澳都放寬了入境限制，甚至我有一些年輕朋友，視之為working holiday，抒發一下香港的悶氣。走的人很多仍然心繫香港，對香港的種種事情，尤其是政治發展有強烈意見，當中以批評居多。
反過來，留下來的人，尤其是親建制的，往往會嘲笑選擇離開的人得不償失，犧牲了自己的前途和賺錢機會。我覺得這些意見都是多餘的，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或哀）。
個人角度討論去留沒意義
每人頭上的天空都不一樣，從個人角度去討論去留的宜與不宜，是沒有意義的。討論這問題，必須從香港人整體利益出發。當然邏輯上，如何界定什麼是香港人，已經可以是辯論的焦點：是將時間停留在2020 年，依當時生活在香港的香港人算？抑或以繼續在香港居住的香港人（包括新移民）算？這篇文章嘗試用後者的定義。
移民潮對香港人力市場做成的衝擊有目共睹，特區政府躲也躲不開。如果仍然堅持香港會沒有因為社會運動和《國安法》而改變，不啻是掩耳盜鈴。值得討論的是這改變是好？是壞？是危中有機？又或怎樣從最壞變作次壞？這些都有討論空間。
政府大力拓推專才計劃，主要是吸引內地人才。我一直抱有一個信念，社會要維持動力，保持年輕化，必需要吸收移民和他們帶來的技能和想法。從大香港人的角度，我是歡迎由北來的朋友，我更希望他們感受到香港和內地不同的地方、享受、利用和維護這些特點，舊香港人在接受這些新朋友的同時，也要不卑不亢地堅守我們的價值觀。
接受新朋友 也要堅守價值觀
內地朋友告訴我，上海經歷去年封城後，申請移民的人數大增。我曾經在文章內說：香港在社會運動中面對的問題，也會是未來內地發達城市例如上海將會面對的。當然習主席看的是14億人的大棋，他着眼的是維穩和永續黨的權力。真的遇上取捨，要犧牲或抑制一個發達城市，他不會猶疑。香港人當年便犯錯，以為北京會小心輕放香港這金鵝。
但是，我仍然相信很多年之後，大家回看歷史的洪流，香港曾經在祖國崎嶇的改革開放路上，扮演一個正面的藥引角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