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爾街出走的大提琴家：李垂誼

許多人折服於李垂誼的大提琴，也喜愛看他演奏；看他的情感，川流琴音之中，圓融無礙，彼此成就。人神馳物外，手躍動如風中綠葉，生命充沛，偃仰忘己。

營營役役尋尋覓覓，許多人工作只為了謀生，Trey 感恩有一份全心投入的志業。當日從華爾街離職，重將大提琴擁入懷中，他曾思前想後半年之久。他曾向《南華早報》作家 Oliver Chou 說（註），認真想做全職音樂家，始於1995年美國俄亥俄州的音樂節 Blossom Music Festival。他參與閉幕音樂會，為6000名觀眾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其後入職為財務顧問，那份感動，卻一直未能忘卻。一年後，他決意報讀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的碩士。兩年後完成學位，負笈德國，開始在歐洲的音樂旅程。

李垂誼 Trey Lee

大提琴家，國際權威音樂雜誌 Gramophone 譽為「奇蹟」，首位贏得國際楊尼格洛大提琴比賽（Antonio Janigro Cello Competition）冠軍的亞洲人。9歲起學習大提琴，在 Julliard School 深造音樂。哈佛商學院經濟系畢業，一度在華爾街擔任財務顧問。他曾與全球多位著名指揮家和樂團合作，包括馬捷爾、尤利巴舒密特、譚盾、盛宗亮、莫斯科獨奏家樂團、倫敦愛樂管弦樂團等。

報讀碩士之時，他已許久沒有學琴、沒有練琴。幾乎由零開始，嚴肅考慮過的，首先是實際生活。「我畢竟在香港出世。」他笑說。然而，長遠的思考、眼光，於他更加重要。

如果做每個決定，都只考慮下個季度的 balance sheet，你就很難投資在自己身上。

「我想做音樂家，也知道不能期望一、兩年內會有成果，我就跟自己說，Okay，我要做到世界級，起碼要三至五年。」長遠思考，還有更深一層意思。「30年後，如果我沒有如此決定，我會否後悔？」

現任垂誼樂社藝術總監，他培育音樂家，同樣眼光遠大。本年11月亮相「樂．誼國際音樂節」的年輕音樂家，他都打算長期栽培。音樂節與瑞信香港合作，亦因彼此對栽培藝術家，眼界、使命相通。瑞信留意到去年「樂．誼音樂節」資金來源多元，認為如此視野，有利樂社長遠發展。

Trey 用心提攜後輩，自己亦偶有收穫。他說：「我教大師班時，見到學生有些毛病，自己以前也有，正好問自己，這些毛病有沒有回來？」他帶笑大方舉例：「你知道 Vibrato （顫音）嗎？老師會常跟你說，有些音很美麗，一定要 Vibrato——有時候自己練習，很容易忘記。現在教授別人，就不能躲懶，得更加自覺。」

垂誼樂社（www.musicussociety.org） 2010年成立，既推廣音樂，也戮力玉成本地及海外合樂家合作。每年除了「樂．誼國際音樂節」，還舉辦古蹟社區音樂會、青少年教育項目。本年音樂節，本地鋼琴家張緯晴（右一）、李嘉齡（左二），將分別夥拍意大利鋼琴家卡尼諾、韓國小提琴家姜東錫，演繹莫扎特、孟德爾遜的協奏曲。（左一為瑞信亞太區私人銀行部副主席兼大中華市場主管鄭閎城，垂誼樂社圖片）

虛懷，才有境界

「很多我欣賞的音樂家，到70歲、80歲，甚至90歲，仍然不停接觸、吸收新的音樂與靈感。這些音樂家，我會一聽再聽。」因為他們的演奏，每次都會與上次略有不同。Trey 覺得，音樂家最重要的特質，是 open-mindedness——虛懷若谷，廣納新意。「否則，音樂家還很年輕時，就會停止成長。」

音樂家沒有終點，因為音樂本身有活潑的生命力。時軸轉動，心弦隨而調度，所承載的藝術，也應如石投漣漪，不重複枯燥。「我希望自己的風格會不斷變化。」他說，很多技藝，可以衡量得精準、客觀，音樂卻沒有 perfection（完美），永遠可以進步。

時常來往各地交流演出，最近飛機坐得太多，他笑說有點受不了，然而仍樂得不拘一地，與眾多音樂家合作。「有些拉法、風格，我從未想過，就很有新鮮感，覺得很刺激。」

音樂，可以訴說真情

幸會音樂，於他意義深刻。「音樂讓我 let out（抒發）自己的情緒。我覺得現在的人，表達自己情緒很困難。」

問音樂是否他最自然的表達方式，「可以這麼說。中國人文化，不習慣講『我愛你』，美國人就很習慣，常常『I love you、I love you』。所以我們（華人）有音樂，更加重要。就算不是表達，也 let it out，放下一些壓力。」

有音樂，我可以毋用言語——這是一種奢華。

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寫〈為詩辯〉（A Defense on Poetry），說語言文字是最直接自然的表達方式。這大抵因為雪萊寫詩。大提琴家這樣說：「我覺得音樂可以表達文字表達不到的感情。有些感情，我們無法解釋。有時候，有個人，你既愛死他，又恨死他——你如何表達？你沒有辦法的。」記者想，可能只因語言功力不夠，才會無計可施，大提琴家卻認為：「反而音樂或者有辦法。有些感情，真是很複雜的。」

表達自己的感情，卻透過演繹他人的作品，Trey 覺得兩者沒有張力。「我不會忘記作品來自誰，我會保持他的風格。只是在保持之中，我有 interpret（詮釋）的空間。我反而覺得是作曲家給我很好的機會，去表達自己。」

他沒有「最喜歡的」大提琴作曲家。「大提琴曲目不多，與鋼琴相比，作曲家亦少，所以我們每個都要喜歡。」某個時期的作品，或者比較有共鳴？「我想，19世紀浪漫時期的作品……」耐心解說：「大部分人都應該比較容易和這時期、這種浪漫風格，有最直接的聯結。這批作品的情緒，比較容易理解。」

人最重要……

「是 to be happy。」在藝術中成就別人、成就自己，如今碩果累累，問他人生目標如何排序，他沉思片刻，如此回答。

「很多人不敢承認這一點。這亦可能是比較西方的看法。在東方，人傾向不為自己生活，而是為家庭、為孩子。現在很多年輕人則可能有些轉變：他們並非不重視家庭，只是亦會接受西方的價值，認同追求自身的 happiness（幸福）很重要。我自己也在尋找平衡。」他笑說自己可能比較「自私」，卻也覺得，能真正活出自己，快樂生活，身邊的人乃至世界，或者也會因此而美好一點點。

「尤其當我是音樂家。如果我帶著負面情緒，會影響演奏，也會影響身邊的音樂家。」然而人難免有不愉快時，Trey 說，此時就要專業，分開情緒與工作。何況他知道，有太多熱愛音樂的人，羨慕他如今每日與音樂為侶。

言及感恩，他想起最近看過一段影片，笑意盎然：「有個美國喜劇演員說，現在大家都坐飛機都愛投訴，例如飛機遲到之類，一點也不感恩——我們現在可以在天上飛啊！」見大家笑起來，他笑得更開懷：「我們的祖父輩，完全想像不到的。」

每個人都會覺得生活可以再美好一點，但無論碰到什麼困難，我都不會忘記，音樂家的生活何等難得。

學貫中西兩邊說項

今生以音樂為職志，仍多得舊日工作，練就他的眼界與人際技巧。「最近去歐洲，遇見許多不同的人。我很喜歡和他們聊天，認識他們的文化，和他們國家現代的情況、歷史。」本是香港人，在美國最好的大學讀書，又遍遊各地。駐足中西之間，他發現自己「常常要替另一邊解釋」。

「歐洲人認識中國，很多時只靠看新聞，未必能夠好好了解。例如知道中國經濟很發達，就想像中國人都是暴發戶。我知道並非如此。我認識不少中國人，對文化很有興趣。中國有音樂家、藝術家。即使做生意的人，不少都很欣賞文化。——我跟他們（歐洲人）說，中國人並非個個都只是來購物的。（笑）來歐洲的中國人，很多都很享受歐洲文化。」

他亦見過中國人認定歐洲人慵懶，不務正業。「我會說：德國如此成功，如何辦到的呢？——德國的政府、社會，重視自由平等，例如醫療的保障就很好。」記者提到德國深信教育是人權，不應有昂貴學費，他點點頭：「就是這些。我會向誤解者解釋，歐洲人有自己一套方式，發展自己的社會。」想不到大音樂家如此洞悉時務。「我很喜歡看新聞。美國、亞洲、歐洲的新聞，我都會看。音樂家，要 open-minded（虛懷）。」他觀察到，不同國家的報章，新聞角度很不一樣。「看不同的報章，我就可以比較。」

世界與人，他樂意了解；教育、推廣，他勇於承擔，然而音樂家最享受的，仍是演奏。不少音樂平台上，都聽得到他與 Elfa Rún Kristinsdóttir、Max Richter 合奏的 Embers（Alt Version 2014），幽咽如泉。聽這手大提琴，不止聽技巧與感性。他以豐富的知性，仔細提煉琴音，撥動聽者最柔軟的心弦。懂音樂的心、不懂音樂的心，都會為之傾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