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在《明報》兩篇文章〈香港vs.新加坡〉（2022年10月11日）及〈錯過香港有何所失〉（2023年1月4日）提出：當香港不再是自由和”can do”（一切搞掂）之都時，就怕被新加坡取代；而說好香港故事，須回答為何不能沒有香港，而這又是怎樣的「香港」？
上月， BBC駐東京記者傅東飛（Rupert Wingfield-Hayes）發表”Japan was the future but it’s stuck in the past”的評論文章（註1），BBC中文網譯作〈「失去的三十年」：日本曾代表着未來，但它卻陷於過去〉，結尾這樣說：「日本是會逐漸變得無關緊要，還是會在有朝一日重塑自我？我的頭腦告訴我，日本要想再次繁榮，就必須擁抱變革。但一想到它會失去使它如此特別的東西，我就百感交集。」今天的香港同樣令人感慨──她會否變得無關重要？
香港曾代表未來 但卻也是陷於過去
97回歸，一國兩制，香港曾代表有着無限可能的未來，但卻也是陷於過去，以從前的制式經驗和心態去定義充滿變數的未來，致回歸後25年走了不少彎路、錯過不少契機。多年政治折騰，使社會變得躁動，缺乏互信和安全感。很多人懷緬其歷史風光和特別，對其未來卻心情複雜──或仍亢奮，或變悲觀，或追求虛妄的延續。
官方的論述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背靠祖國，聯通世界」。說的是大道理，但人心浮動，人才流失，年輕世代感到迷惘。亂後必興？有國家支持必會再次繁榮？疫後重開必然重返國際中心？總不能想當然，港人須理順思路、自強不息。自強不止靠大興土木，更需固本培元，做好人心工程，關鍵在於治道。
新加坡現對香港「格食格」
世界不再一樣，「香港」作為城市符號，除標榜過去傳奇外，欲掌握將來，需放下傲慢和心障，切實變革，回應本世紀巨變，不再原地踏步，或陶醉於追憶。再論「香港vs.新加坡」，因可作思考未來的切入點。
第一，新加坡最有條件替代香港。雙城皆傳承英式制度的華人為主社會，但新加坡比香港更全面，實行西敏寺式議會民主，英語為日常語言，既親近西方又維持與中國友好，定位於亞洲及國際交匯樞紐，近20年經濟創新走得比香港前，社會凝聚力和官民互信度優於香港，管治階層重領導力、勇於改革。雖為小國，卻具中型國家規模的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
新加坡現對香港「格食格」，處理新冠病疫比香港進取，去年率先走出疫情，全年經濟增幅3.8%，香港卻見負增長3.5%。21世紀被稱為亞洲的世紀，儘管香港於回歸初年已打造「亞洲國際都會」品牌，實際上不重視經營亞洲；而新加坡長期站穩東盟，兼進入中國大陸及南亞，也早於香港開拓伊斯蘭金融商貿。所以，香港對新加坡不具相對優勢（可閱近年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
第二，全球地緣政治之變對新加坡有利。上世紀二戰後，香港處於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特殊位置，當中國內地陷於階級鬥爭，而韓戰、越戰及東南亞動亂又造成區域不穩時，香港在英治屏障下經濟乘勢而起，80、90年代盡享內地改革開放的紅利。冷戰時期，香港發揮着中美之間的「緩衝地帶」作用。
香港的「小政府、大市場」與新加坡的國家發展主義各自精彩，但香港背靠急速發展的內地，擁有新加坡羡慕不已的「中國因素」優勢，回歸後仍延續與西方的緊密聯繫及戰略中介角色。美國於1992年通過《香港政策法》，為一國兩制背書，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內地的特殊待遇。
唯近年美國對華策略逆轉，2019年動亂改變了香港命運，中介緩衝地帶變作大國衝突之「熱點」。《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美國視香港進入「一國一制」，終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從前的地緣優勢今成風險。西方陣營既矮化香港，讓新加坡上位；中央欣賞新加坡模式，卻懷疑香港的忠誠和體制效性。此消彼長，香港似陷入雙失之局，一些外資和人才見勢從香港遷往新加坡。
反思香港的國際觀
香港傳統的國際視野主要面向西方英語國家，在全球南北、東西之間，傾斜於北方和西方，忽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過於短視功利，看不到世界的多極多邊及未來動力所在。回歸後在國際舞台上，不善於利用《基本法》賦予的「中國香港」身分，敘述香港故事，過於用西方視角及財金資本主義話語，缺乏亞洲和中國眼光及文化內涵。
近年社會過度內向本土，論「熔爐城市」不及紐約倫敦，文化族裔上的包容性薄弱，而資金和人才愈來愈依賴內地（註2）。《國安法》下香港變得謹小慎微，又怕西方滲透，自我收縮國際格局，目前急於開拓與中東和東南亞的關係，但已落後於新加坡（註3）。新加坡因乃屬主權國家，銳意外交，國際關係遠比香港活躍，網絡廣闊及多層次，並積極影響世界，如推動「香格里拉安全對話」。
國際智庫和媒體近年對香港多負面評價報道，認定其自由倒退。《國安法》實施後，氣氛由以前”West is best”（西方優越）移向”West is threat”（西方威脅），儼然西方聯繫與國家融合存在衝突，而且「去殖」的陳義帶來「去西化」的幽靈，使香港的國際吸引力及影響力下降，於不少外國人眼中，其國際化在褪色。
亂後能否出現中興
若以為經濟搞上去、民生改善，便能出現類似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式的中興，過於一廂情願。當年港英從專權逐步走向改良開明，只屬軟性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不過那時寄人籬下的很多港人，視為可接受的進步。同樣，新加坡的「非自由的民主」，常被比作家長式管治，亦由早期嚴管逐漸邁向開明，今天國際受落，甚至有譽為強政善治。
時移世易，當今全球烽煙四起、民粹泛濫、經濟不穩、地緣政治惡化、區域競爭加劇，香港很難再現50年前的地緣經濟優勢，反成美中角力的受損者。新千年世代意識上挑戰權威，要求透明、問責和參與，不易認同其視為排斥性的新威權管治，所以人心更難回歸。在地緣政治操弄下，國際上懼中、疑中當道，也同時質疑香港的體制。
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偉大城市不可以衰落，當然也可以重塑（reinvent），關鍵在於其靈魂和價值，而非建築和物質。面對艱困，須反思求變，切忌掩耳盜鈴。香港仍常引用上世紀的「獅子山精神」，這已有點過氣，年輕世代多對之無感。我們能否想像21世紀香港的時代使命，既反映這座城市的特質、文化和追求，也表達其對國家、對世界的承擔，看到香港之「相關緊要」所在？
香港何去何從，須立足當下，回歸務實，拋棄虛妄，不想當然。「香港、中國、世界」三環關係，缺一不可。香港的未來，首要重振內部、去除戾氣，走出狹隘的本土主義或愛國主義，而非仍劃界劃線、自我封閉，終日內鬥內耗。所以須解社會深結，擁抱治理革新，要擴大而非收窄市民的參與面和持份感。
香港、中國、世界
沒有中國，香港失去根基；沒有國際聯繫，香港失去對國家的價值。香港愈融入中國軌道和體制倫理，愈須於一國兩制下維持其制度獨特性和外向功能，透過特區面相，讓世界看到中國的多樣。世界存在共同命運和基本價值，但走向現代可有不同路徑，不止有西方或東方之路，需要多元文明的對話。就此，香港應可起些橋樑作用。
香港融入國家大局，最終須問「國家所需，是否香港所長？」站穩國家不等於拒絕西方，中國不主張脫鈎，仍重視與西方國家尤其歐洲的關係。若與西方聯繫的功能弱化，香港相對於內地城市便失去特殊價值。目前地緣政治對壘，國家更需香港再展中介和突破作用。至於西方，為何仍需要香港？最終視乎他們如何看中國長遠前景及香港在當中之影響。他們也在想：新加坡能否提供更適切之中介功能？
註1：見網址https://bbc.in/3ScMqJf
註2：截至2021年底，內地企業佔香港上市公司總數的53% 、總市值的81% 。高等教育方面，在2019/20學年，非本地學生中67%來自內地，研究生和碩士生更一面倒依靠內地生源。
註3：新加坡早於2007年已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立中東研究所，2008年與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含6個阿拉伯國家）簽署自貿協定，跟中東國家合作的範圍涵蓋基建、能源、環保技術、教育、資訊、物流等，2019 年貿易額已達575 億新加坡元（約3370 億港元）。香港2020年與GCC國家的商品貿易額為1000億港元。新加坡與以色列也關係密切。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