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間建立戰略緩衝區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古老智慧，對維護國際均勢及體系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在世界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國際社會曾見證不少典型的戰略緩衝區，比如敘拉古、瑞士、芬蘭、比利時、朝鮮等。戰略緩衝區為大國之間進行縱橫捭闔提供了戰略空間和政治溝通管道，相互競爭的大國可以通過緩衝區維持比較密切的經濟和社會交往，不斷調適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測試對手的戰略底線、釋放大國博弈的壓力，從而減少衝突風險，降低衝突強度，為雙方的激烈鬥爭配備一個有效的減震裝置，有助於避免大國角力走向直接大規模戰爭，防止出現兩敗俱傷或者國際體系土崩瓦解的局面。
緩衝區的定位與自主性
毛澤東高度重視緩衝區思維，這主要反映在他提出的「中間地帶」理論之中。1946年8月，毛澤東首次提出「中間地帶」概念，認為在美蘇之間存在亞、非、歐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構成的緩衝區，是中共可以借助的力量。1962年1月，毛澤東更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陣營和美國陣營之外的國家和地區都屬於中間地帶。毛澤東的「中間地帶」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顯示出不同的內涵，成為中國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理論基礎，為中國重大國際戰略決策和部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中國政府據此一直注重加強同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的團結與合作，並且積極改善和發展那些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的西方國家的關係，努力營造有利於中國國家利益的國際環境。
緩衝區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和定位是由相關政府的認知和政策所造就的，需要從戰略高度和大國關係視角去看待和分析。緩衝區的功能既來源於大國之間的戰略節制和默契，也要求該地區在政治、經濟和價值觀上保持獨特性和自主性。緩衝區具有以小博大的能力，通過具有差異性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影響大國的戰略選擇，並在既有國際體系框架內平衡大國的利益分配。如果某地區淪為大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激烈對抗的場所，那麼它實際上就無法充當減少大國之間戰略摩擦的中間地帶。歷史上許多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失去原有的緩衝功能，其關鍵原因即在於此。
然而，緩衝區的自主性是相對的，它取決於競爭中的大國對緩衝區施加的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影響。冷戰時期蘇美之間存在廣闊的緩衝地帶。1968年，蘇聯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前後出台「勃列日涅夫主義」，以捍衛和發展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為名牢牢控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並且通過軍事擴張手段向亞非拉國家輸出蘇聯模式；上世紀70年代後美國推行價值觀外交，加強對中間地帶國家輸出美式意識形態，通過軟實力把它們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相較於美國對緩衝區的彈性掌控，蘇聯對緩衝區的控制更加簡單粗暴，反而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心生不滿，最終成為埋葬蘇聯的推手。
中央宜保持戰略審慎
自1949年以來，香港事實上就是中美之間的戰略緩衝區，只不過雙方對香港的影響力發生主客移位。在《國安法》實施之前，香港是美國主導的戰略緩衝區；在《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成為中國主導的戰略緩衝區。從地緣政治理論來看，馬漢、麥金德、斯皮克曼、布熱津斯基等戰略家均根據本國的利益來設計緩衝區，認為大國在緩衝區的影響力會出現此消彼長的現象。
從文明衝突理論來看，包括亨廷頓在內的許多西方學者和政客認為，在強大的西方和中華文明之間橫亙着遼闊的中間地帶，包括斯拉夫文明、伊斯蘭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等。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也是中美地緣衝突的前線，同時又是西方資本主導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多元文化彙聚融合之地，社會包容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和英美個體主義精神。無論從哪一個學派的角度來看，香港都適合作為中美之間進行戰略折衝的中間地帶。
為保持香港的中美戰略緩衝區地位，中央對香港宜保持一定的戰略審慎。從中國國家利益出發，基於對國際體系客觀的認知和判斷，有關部門宜尊重香港社會的獨特利益和不同關切，尤其是謹慎處理香港社會與美國存在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與此同時，著眼於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中央宜靈活看待香港內部事務的複雜性，在央地關係上堅持「抓大放小」原則，避免就「非戰略性事務」進行直接干預，而宜更多採取「軟指導」方式。
從香港特區政府的角度來看，理想的選擇是在戰略上服從中央政府的領導，但在對美關係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策，保留足夠的自主性、差異性和靈活性。中國宜尊重美國在香港的正當合法利益，對美國商界在香港的經濟金融勢力範圍採取容忍、合作與競爭的態度。這無疑有助於中美這兩個擁有不同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全球性大國在未來逐漸形成穩定的平行交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