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你我兩人玩個遊戲：我們不得互相溝通，各自在上圖的四格中選出一格，如果我們選中同一格，便兩人都得獎，否則便兩人都無獎。你會選哪格？
你大概會選右上那格。
為什麼呢？雖然右上那格在遊戲的規則中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要我們兩人選同一格，不論是哪一格，都可得獎），但由於只有右上那格是藍色，其餘三格都是紅色，所以右上那格最突出，最易認。如果我也這樣想，我們便會都選右上那格，從而得獎。相反，如果我們嘗試選紅色的格，紅色的三格看上去都差不多，我們很難選中同一格。我們兩人都想到這點，所以不會選紅色的格。
這個遊戲跟「一國兩制」有什麼關係呢？（編按：文題）沒有關係。但它帶出了 Schelling point 這個博弈概念。這個概念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Thomas Schelling 在1960年提出。他用了這個例子：假如你明天要跟一個陌生人在紐約市見面，但你們無法事先約定時間和地點。你會在幾點去哪裡找他？
Schelling 問了一批學生這個問題，發現最常見的答案是「正午12點在中央車站」。當然，在「正午12點在中央車站」見面，跟在任何其他時間和地點見面，效果是一樣的，但因為這是一個特別易認的時間和地點，所以雙方都會傾向以這點作為協調的目標。
協調目標突出易認
世界上的眾多現象──從國界到私產，從股市到時裝，從婚姻到語言──都可用 Schelling point 解釋。同樣的道理怎樣適用於「一國兩制」的發展呢？讓我們考慮一個稱為雙邊壟斷（bilateral monopoly）的博弈：
假設現有100元，由甲、乙兩人瓜分，他們可自由溝通。如果雙方達成一個分配協議（例如甲得30元，乙得70元），他們便可按該協議獲得各自的分額。但如果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則兩人都得0元。
在這個博弈中，雖然雙方可自由溝通，但其實跟無法溝通沒有分別。為什麼呢？因為無論甲的真正要求是多少，他都會傾向「開天殺價」，例如堅稱只會接受自己獲得99元或以上的協議，否則寧願玉石俱焚，各得0元，企圖迫使乙接受其開價（對乙來說，得到1元始終比0元好）。乙的動機也是如此。再者，雙方都會嘗試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底線」是多麼堅定。由於這些說話不論是否真確都會被說出，因此沒有傳遞任何實質信息，說了等於沒說。雙方要知道的，是對方的真正要求，但這個信息是無法傳遞的，因為雙方都不會說出自己的真正要求，而是會誇大自己的要求。
於是，雙方便要在無法互通信息的情況下，猜測對方的真正要求，以達成分配協議。這時 Schelling point 便派上用場了。顯然，雙方各得50元，剛好一半一半，是個易認的分配方式，所以雙方會以此作為協調的目標。如果甲要求51元，要乙只拿49元，雖然這樣也可達成協議，跟各得50元差不多，但如果乙接受49元，偏離了50元這個易認的 Schelling point，那麼甲便會得寸進尺，要求乙接受48元、47元、46元……再沒有另一條易認的底線給乙退守了。因此，雙方都會堅持各得50元這個 Schelling point。
港人權利不應減少
讀者或許已想到，「一國兩制」也是一場雙邊壟斷的博弈：有些人想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多一點，有些人想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少一點，在憲制上互相角力。但各方始終都希望達成協議，以免香港出現動亂或大規模移民，令香港失去繁榮穩定（即相當於上例中各得0元的結果）。香港1997年回歸的共識，是絕大部分事務都繼續實行香港原有的制度，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易認的 Schelling point，各方都不會輕易偏離。
香港原有制度「50年不變」的承諾將於2047年屆滿。在香港2047年後前途問題的討論中，正如上述分析，各方起初都會「開天殺價」，但最終還是要摸索對方的真正底線，以達到一個 Schelling point。而現時最易認的 Schelling point，莫過於《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現行制度。雖然今日和未來的國內外形勢會與上世紀80年代有很大分別，但由於協議必須基於 Schelling point 這個本質，香港仍大有機會在2047後繼續實行現有的制度。只要嚴格執行，《基本法》對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已有充分保障。2047年後，港人的權利和自由不應有任何減少。
（封面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