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又是仲春時節，我赴滬上任。
上海簡稱 「滬」，「滬」是江浙一帶漁民，用一排竹柵，插在河中，捕捉魚蟹。我可能是其中的魚蟹吧，本來只想去遊玩一下，結果，一不小心給逮住在滬。不少香港人也跟我一樣。
上世紀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在中國內地沒有設任何官方的常駐機構，只有貿發局北京和上海辦事處，目的是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貿合作。當時，香港貿發局在國內的地位頗高，比較吃重，儼如「香港的商務參贊」。
上海辦事處，雖身處上海，負責的範圍可廣，包括江，浙兩省，兼整片長江流域。可謂「君在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打交道的都是各地的上層管經濟貿易的官員，比如各地分管經濟的省市領導，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的領導（「外經委」或者「經貿委」）以及貿易促進委員會的領導（貿促會）。在上海要打交道部門的局級幹部，就更多了。比如，科委和新聞系統等。
商務領事交流多
除了給中國大陸認可以外，由於我們是疑似「香港的商務參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OECD，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他們每個月在上海的午餐例會，都邀請我成為座上客，經常出席的還包括英國，澳洲，日本，比利時與新加坡等國家領事館的商務人員。
主題都是交流對大陸經濟時事的看法。由於他們都受過外交的培訓，說話都謹慎小心，跟他們在一起，學了不少外交的腔調。只有與新加坡的代表，由於他是華人，又是鄰居，私下交流起來，比較放鬆。
意外之得是，當時東歐的國家，在香港是沒有設大使館或者領事館的。東歐國家的商務領事或者參贊都與我都有互動。最頻繁的是蘇聯（當時還沒有解體），捷克（當時還沒有分裂）和波蘭。
還好我有喝茅台與五糧液的鍛煉。與蘇聯人打交道，確實要有點酒量。他們招待客人是要一口悶下一小杯伏爾加，然後吃一片餅乾，上面塗上黑魚子醬/芝士。非常美味。
與捷克商務領事接觸，發現他們的民族性與德國人是蠻相似的。精細，守時，嚴謹，難怪他們的機器設備與水晶製造得這麼好。當下，捷克的經濟起飛在東歐的國家中，是名列前茅的。
上天給我這樣的平台，撫今追昔，從利國利民利己的角度，確實做得不夠好了。現在只能安慰自己，當時太嫩了，社會歷練不夠。
那時在上海常駐的香港人並不多。頂多200號人左右。大概可以分幾類：
（1） 跨國公司的代表，比如西門子、巴斯夫、杜邦、通用、AEG等
（2） 各大銀行代表，比如滙豐、東亞、花旗等
（3） 各貨代公司代表
（4） 紡織/成衣類的買手
涉外的辦公樓也是不多的。所以代表們也相對集中在幾棟樓裏。我們在延安東路的聯誼大廈大堂樓面（1985建成），有些在茂名南路的瑞金大廈（1986建成），跨國公司主要在上述兩棟樓。至於貨代與買手，都會設在錦江飯店，上海大廈（1934建成）或者和平飯店。採取商住兩用形式經營。
因此，中午都約好各公司代表，一起共進午餐。周末晚上，都約好去的士高，周日中午在希爾頓酒店隨園，品嚐廣東點心。隨園初始是最正宗的，後來幾家酒店都不甘人後，相繼供應廣東點心，像日航龍柏酒店，錦滄文華大酒店，以及揚子江大酒店，都各領風騷好幾年。
挨苦補貼不挨苦
從吃來講，品種可能沒有香港那麼多，質量其實不比香港差。到市場買菜，更是便宜。大閘蟹只是人民幣30多元一對。時令到了，代表們回港時，都紛紛帶上不少大閘蟹，款待香港的親朋好友。
住，更是沒話說了。涉外的公寓房，雖然選擇不多，可是比住在香港的斗室，好多了。面積起碼是150平方米左右(約1500呎)，在香港算是豪宅了。
由於當時上海的公交系統，對我們來說，不是非常方便。各公司/機構，都非常體諒，一般的代表，都配上自用車與駕駛員，這樣的待遇，在香港恐怕要在頂層才可享用。
保姆更是便宜到不得了。月工資只是人民幣300多元。一般有小孩的代表，都僱傭兩個保姆，一個帶小孩，另外一個做日常家務。
到今天，我才敢披露這些。當時我們每天都拿着這可觀的「挨苦補貼」（hardship allowance），如果讓香港的領導，知道我們生活得那麼好，還能拿「挨苦補貼」嗎？
在貿發局上海的日子 7-1
原刊於「思考香港」，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