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爆炸後，香港一些極端團體（我不稱其為「激進」，因我看不到它們有任何進步的元素）的網站有好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留言，對大爆炸帶來的人命傷亡，有人大聲歡呼，認為死掉些「蝗蟲」可為民除害云云。
仇恨蒙蔽 判斷良知
此等已構成仇恨言論，在今天的網站或香港社會中亦非新鮮事物。所謂的「反蝗」活動，從電視可見，一些戴着口罩仿效三 K 黨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年富力強之輩，竟隨意襲擊白髮蒼蒼的路人，原因只是後者拉着一個小行李箱。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中，一些學生及身分不明人等，不但涉嫌動粗襲擊李國章，還阻止早已受傷倒地的盧寵茂上救傷車接受治理。這便應了宋恩榮教授在電台節目所言，有些人用極端手法抗議，把自己貶至禽獸不如。宋是有名的謙謙君子，我與他相交數十載，從未見過他用詞如此之重。
這些被仇恨支配行為的人，會否只是一時衝動，本性還是充滿愛心？這也許是過分樂觀了。早於2008年汶川大地震，平民百姓傷亡重大，已有一向冷靜的傳媒人稱之為「天譴」。港大事件中，經過 X 光等檢查後，盧寵茂的主診醫生早已證明他受了傷，但竟也有「學者」繼續辱罵並質疑其跌倒是假裝的。若非被仇恨完全蒙蔽了判斷力和良知，又或別有意圖，怎可能如此無理羞辱一位對香港有重要貢獻的名醫？
仇恨行為 非港獨有
此種仇恨推動的行為，卻又非香港獨有。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葛理沙（Edward Glaeser）在2005年2月的《經濟學季刊》（QJE）中便有長篇論文描述歷史上世界各地的重大仇恨事件，並以經濟學剖析為何沒有事實根據的仇恨如此容易產生。
仇恨事件全世界也相當普遍，九一一事件正是絕佳例子。劫機者若非極度仇恨美國人民（不單美國政府），怎可能犧牲自己性命，殺害無辜的美國普通百姓？但據葛理沙引用的數據，89%的科威特人與86%的巴基斯坦人，均不相信世貿中心是阿拉伯世界中人摧毀的，反而懷疑是與以色列有關人等所為。此現象反映了起碼兩件事：一、美國人在中東或伊斯蘭教信徒中形象負面，所言不獲信任；二、仇恨的確掩蓋理智，令人不肯面對現實。無論九一一恐怖分子真實身份如何明證，仇恨美國的人也不會接受美國政府的說法！
這裏不由我們不想一想，港人常掛嘴邊的所謂「普世價值」，究竟有多普世？我相信有些價值觀，如尊重生命、愛好和平等，確有可能為大多數世人所擁抱，但其他的價值若說成「普世」，便有點虛了。歐洲、美洲和日本的總人口，不過佔世界總人口七分之一，他們的價值觀，能否配得上「普世」？葛理沙論文中，記有美國在不少國家的形象數據。中東多個國家，大半甚至超過七成的人民，對美國都十分不滿。他們的價值觀，恐怕便與美國或西方人不同。就連歐洲人民，情況亦如此，只是沒有這麼尖銳。美國是仇家滿天下的。
理性解恨 對牛彈琴
歷史上仇恨現象，又哪會不普遍？到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看館藏的如山鐵證，很難否定當年的日軍很仇恨中國人民。否則如何能如此殘忍？希特拉上台時，便大力煽動德國人仇恨共產黨和猶太人。在納粹中人看來，這兩類人是共通的。美國人在南北戰爭之前，並不仇恨黑人，只視黑人為低等民族。然而解放黑奴後，白人與黑人的鴻溝卻比前更大。以三 K 黨為代表的白人，不斷虛構有關黑人的邪惡故事，亦常自己出手行刑，以求社會仇恨黑人。直至6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因納粹已認定為邪惡，又是種族主義者，連帶美國的種族分子也視為邪惡，黑人、白人的關係才慢慢改善。
仇恨既然普遍，很可能反映人類的劣根性；我們總應分析一下它的特性。仇恨是一種原始情緒，標誌着攻擊的情意結，對象是威脅自己利益或存亡的人或物。正如達爾文所言，從不喜歡至仇恨，只是一步之遙。仇恨者往往感到自己高大崇高的形象受損，遷怒於仇恨對象。
仇恨是感覺，不是思考，所以用理性分析去化解仇恨，只是對牛彈琴，事倍功半。這裏所說的仇恨，並非指仇恨某個人，而是仇恨整個族群或種族。仇恨是否建基於真憑實據，根本無關宏旨。葛理沙發現，很多仇恨者對仇恨對象的指控，完全脫離事實，但一般對此視而不見。更加嚴重、更為普遍的是，仇恨者最喜一竹篙打盡一船人，往往誇大個別仇恨對象某些「罪惡」，並將其「放諸四海而皆準」，硬套在整個族群身上。
跳躍地把邪惡推演到別人身上，並不需要道理。若有人再虛構一些故事，只要令仇恨對象更顯其本質上的根本邪惡，仇恨者便會樂於接受。反之，若故事有利於仇恨對象，仇恨者便會忽略不理。
葛理沙所指此種不理事實根據、認定個人缺點為整體社會邪惡本性的仇恨特質，在香港也可淋漓盡致的體現。某些政客或跟從者，把受到農民風俗影響、不符合城市文明的行徑，如吐痰、便溺等等，誇大為內地人的普遍行為，令港人視之為劣等族群。然而，他們又不去面對很多內地來港留學生都極為優秀這一事實（此點無人可與我爭論，我教過的內地傑出學生不知凡幾），又或內地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開始湧現等；只要多到內地交流，都知道這現象隨時可見。為何如此孤立看待事情？這為煽動仇恨的政客（葛理沙稱他們為政治企業家）所樂見，他們也深明仇恨毋須思考。
葛理沙構建了一套數學模型，解釋仇恨出現。仇恨有供應，亦有需求，別有用心的政客或追隨者有時為了政治利益，會刻意製造和宣傳可煽動仇恨的故事。儘管這些故事存疑，但他們知道不少人對這些故事有需求，不須真實也容易取信。
開放心靈 思想解咒
在什麼情況下，仇恨故事的供應者最具生產力？若製造對某種群體的仇恨，有利於政客選票或政治利益，他們會快馬加鞭，樂此不疲。弄個假想敵出來，對政客常有奇效。若仇恨對象與自己的選民較少接觸，選民會較易受騙，製造仇恨的成本也會較低，政客更願意這樣做。從需求者的角度看，若認為自己與仇恨對象有利益衝突，例如工作職位被搶走、生活空間受壓縮，對有助渲染仇恨對象邪惡的故事，需求便更大。
仇恨終究是負能量，長期沉溺其間，心靈會扭曲，自貶至禽獸不如而不自知。如何避免這個後果？據葛理沙模型引申，多與仇恨對象交流互動，建立信任，減少誤解，才是正道。
香港的仇恨者，其實大有條件替自己思想解咒。香港經濟早已極為依靠內地，只要不刻意閉關自守，開放心靈，資訊很易掌握。當資訊準確、全面，如何判斷形勢雖然悉隨尊便，但總比盲從多年未有踏足內地的評論人更有依據。
香港一些政客其實也明乎此，所以對講普通話十分排拒，也深刻仇恨別人懂得簡體字，別人一到大陸交流便說成是「洗腦」等。這些都不外為阻礙交流、了解，目的便是把仇恨盡可能維持下去。有沒有人樂見事態如此？沉溺於這種心態者，可能大不乏人，但他們恐怕在香港的職場中要吃虧。
補充：兩周前我根據定量估算，在《信報》提到，教育是提高收入的重要因素。評論家周顯先生不完全同意，在其他報章舉例說，有些國家教育水平頗高（如菲律賓），但經濟表現不佳。此點與我所說的其實並無矛盾。
收入的確受到很多因素同時影響，並非單只教育一項，但無論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收入差異，或是國與國的 GDP 比較中，大量證據均顯示，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教育對收入或 GDP 均有重要影響。剛從大學畢業的人，收入比中學畢業但有20年工作經驗的人低，並不值得奇怪；一個盛產石油但民眾教育水平低的國家，GDP 可以很高，但這些與我的觀點毫無矛盾。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所用的實證概念，都基於 ceteris paribus，即其他因素保持固定不變，只把要比較的因素抽離孤立出來。
封面圖片：Flickr／CC／Kevin Dharmawan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