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新:沒有深入了解貧窮成因 扶貧政策難免失焦

港大社會工作及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斷言,香港的貧窮問題不會消失,但如何減輕市民生活上所承擔的困苦,市民期盼李家超出任行政長官後,能真正為他們做實事,不再單單追求削減貧窮人口數目。

特區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4月29日 (周五)公布了他的競選政綱,雖然談不上有什麼大的驚喜,但市民都知李家超要幹實事,而仍在構思的政策,他也不會輕易作出承諾。想要清楚知道李家超的管治藍圖,相信最快都要等到7月的就職典禮,也可能要到10月的《施政報告》,到時便可知道具體的方案和策略了。

扶貧建議只能填補牆上裂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教授近日在《明報》撰文,指出李家超發表的政綱中,扶貧和安老所佔篇幅不多,較實在的建議包括:推行「解決跨代貧窮試驗計劃」,扶持1000名居於劏房的初中生成長,以及合併普通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周教授指出,以上其實都與市民的貧窮有關,政府每年發表的《香港貧窮情况報告》也指出,約有四成長者和兩成兒童,分別被界定在「貧窮線」之下(政策介入前),所以李家超提出這些扶貧建議,也可算十分合適。不過,周教授覺得有關建議的作用,只能填補牆上的裂縫;如果要解決市民的貧窮問題,李家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目前情况而言,李家超要進一步緩解市民的貧困,他認為有以下幾點要做:

第一,重新檢視「貧窮線」的定義和用途。「貧窮線」是林鄭月娥初任政務司司長時制定的,她在《2021年施政報告》重提此事,並強調是她主張以「相對性」標準來界定貧窮,即以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來計算貧窮人口數目。周教授指出,當初關注團體之所以要求政府訂立貧窮線,目的是要迫使政府在訂立貧窮線後,能同時提出滅貧時間表,例如5年內削減貧窮人口五分之一。

不過,他認為,以住戶月入中位數的一半來計算貧窮人口數目,結果是「弄巧反拙」,理由是隨着入息中位數的上升或下跌,貧窮線亦隨之變動,也就是說,貧窮人口只會維持在相當穩定的水平。過去10多年,香港貧窮人口其實並沒有太大變化,總是在總人口的19% 至23% 間徘徊(政策介入前)。他不禁質疑,貧窮線有什麼作用?每年發表的貧窮報告對政府的扶貧工作有什麼幫助?

周永新教授認為,林鄭月娥主張以「相對性」標準來界定貧窮,無法衡量政府施政成效。(亞新社)
周永新教授認為,林鄭月娥主張以「相對性」標準來界定貧窮,無法衡量政府施政成效。(亞新社)

如何發揮「貧窮線」的積極作用?

周永新又指出,最近幾年,政府發表貧窮報告時,重點只在宣傳政府的扶貧力度,例如政府如何透過各項扶貧措施,大幅減少貧窮人口數目。貧窮線訂立後,政府初時還老老實實地交代如何透過綜援等現金措施,保障了多少市民的基本生活;但最近兩、三年,政府追求的,只是貧窮人口數字的削減,公營房屋因此成為政府幫助基層市民脫貧的計劃,「全民派錢」也包括在扶貧工作內。他質疑,這樣單看政府的扶貧力度,當初訂立貧窮線的意義在哪裏?是幫助政府制訂扶貧政策?還是給政府宣傳扶貧的「亮麗成績」?

周永新慨嘆,貧窮線已如雞肋──留之無用、棄之可惜。與其一年復一年地按調查做分析,李家超可以怎樣令貧窮線發揮應有作用?他認為,完全取消貧窮報告,公眾未必接受,但可以在報告加多兩項分析:一、造成貧困的成因,就是什麼原因令這些市民的收入在貧窮線之下;二、探討什麼策略才可有效協助這些市民脫貧,也就是檢討政府現有扶貧政策的成效。唯有這樣,貧窮線才能發揮積極作用。

第二,是精準了解市民所以貧窮的成因。周永新建議在貧窮報告中加入這個項目,是因為沒有深入了解貧窮成因,政府的扶貧政策難免失焦、成效不彰。他指出,貧窮雖是普世現象,但在不同社會,窮人都有自己的貧窮「故事」。政府要幫助他們,必須有針對性的政策,扶貧工作才可收效。

周永新批評,最近兩、三年,政府只是追求削減貧窮人口,甚至將全民派錢等計劃視為扶貧工作。(政府新聞網圖片)
周永新批評,最近兩、三年,政府只是追求削減貧窮人口,甚至將全民派錢等計劃視為扶貧工作。(政府新聞網圖片)

貧窮隨時代變化 扶貧亦須「貼地」

周永新自言,他研究香港貧窮問題長達40年,發覺在不同年代,貧窮市民的景况並不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他做的調查發現有兩類市民生活在貧困中︰一、戰後來港的中年人,很多在港並沒有家人,步入老年後,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那時香港並沒有什麼退休保障,貧窮成為他們的宿命,他因而建議政府盡快引入退休保障制度;二、子女眾多的基層家庭,家庭計劃要到1970年代才普及,有4、5個子女的父母很難維持生計。明白了子女眾多的家庭所面對困難,於是政府大力宣傳家庭計劃的重要,「兩個夠晒數」是當時的口號。

他指出,到了1990年代,香港的貧窮情况出現變化,老年貧窮仍是大眾關注的問題,但當時引起社會熱烈討論的,是不少新移民來港後,因他們多屬基層家庭,很多時要依靠綜援才可維持生活。這種新移民家庭的貧窮現象,延續到回歸以後。他們也多集中居住於一些租金較廉宜的私樓地區,例如深水埗,或新開發的市鎮如天水圍。

於是,貧窮變成「區域化」,深水埗被稱為「窮人的集散地」,現任特首也曾形容天水圍為「悲情城市」。新移民遭遇的困難,還牽涉到他們的下一代,現在李家超提出解決跨代貧窮試驗計劃,可說對症下藥,但與現有的兒童發展基金,似乎有重疊之嫌。

第三,政府應重新檢討現有扶貧策略的成效。周永新指出,第5波新冠疫情顯示,長者貧窮並不單是現金援助可以解決的,所以李家超提出合併普通及高額長生津,只是向前走多一步;長者對醫療和住院服務的需求,應成為長者扶貧政策的新焦點。至於解決基層家庭的貧窮問題,李家超先把重點放在劏房家庭的初中生,方向是對的,因為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兒童往往「輸在起跑線上」;他們要扭轉命運,必須得到政府的額外幫助。但1000個名額實在太少,為何不可以擴大至全部居於劏房的在學兒童?

周教授認為,李家超提出合併普通及高額長生津,只是向前走多一步,並未真正解決問題。(亞新社)
周教授認為,李家超提出合併普通及高額長生津,只是向前走多一步,並未真正解決問題。(亞新社)

縮窄貧富差距 不應是政策首要目標

李家超的扶貧政策可往哪方向走?周永新的看法是,李家超暫且不應以縮窄貧富差距作為扶貧政策的目標,因為除非香港的經濟結構進行一次大幅度改變,香港的收入差距仍會十分懸殊。

但不處理貧富懸殊問題,李家超的扶貧政策還有什麼可做?周教授有以下建議:一、檢討現行綜援計劃提供的全額及調整機制,特別是給予長者和兒童的援助,以應付長者對醫療和住院照顧的需要,以及兒童網上學習費用等;二、對提前上樓的家庭給予交通津貼,為期兩年,金額視乎公屋所處區域及鄰近設施情况;三、建議成立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應全面檢討年輕人上流機會不濟的問題,這是香港現有貧窮問題中最難解決的一環,因青年的發展涉及教育、培訓、產業多元化、稅制安排等多個因素,並不單是鼓勵年輕人北上尋找機會這麼簡單。

周永新斷言,香港的貧窮問題不會消失,但如何減輕市民生活上所承擔的困苦,市民期盼李家超出任行政長官後,能真正為他們做實事,不再單單追求削減貧窮人口數目。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