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思維之重要

今天的學校教育,概括性思維有它特殊的地位。近日接觸的很多學校,假如有特色,校長都有一套概括性的想法,除了校長自己堅信不疑,還把這些想法傳播到整所學校,甚至傳染到全校的學生。

關於「概括與解析」、「人與物」的思維方式對立,有朋友提醒,現實的事物,往往是兩者並存,問題是如何取得平衡。

對於新冠病毒的解析性取態

最近的一個例子,港大醫學院教授孔繁毅在媒體上提出,值得設立綜合醫療團隊,專門研究「長新冠」即冠狀病毒的長期後遺症。醫管局的反應,是「我們會把病人讓有關的專科醫生跟進」。孔教授的建議,假如沒有誤解的話,是需要綜合研究,有點像會診。因為這些後遺症雖然也許帶有專科常見的症狀,但是假如都是由於新冠病毒引起,也許會看來不同的症狀的後面,找出一些新的醫學規律。

比如說,香港長者的病亡率頗高,雖然說大多數都有長期病患,也就是內地說的「基礎疾病」,但是他們的病逝,卻很難說與新冠病毒無關。也就是說,沒有新冠病毒,他們是否就一定也在這時候離世?也在媒體上看過不少醫學界的解釋,這些解釋綜合起來,是怎樣的一種病理?這種病理,是否專科的病理就足以解釋?專科的研究,把人分割成一個個區域來研究,這與把新冠疫情引起病變的綜合研究,並非一回事。如此大規模的疫情,人類不是應該期望醫學界有新的發現嗎?

有一位朋友,做了一個頗為嚴重的冠狀動脈支架手術(俗稱「通波仔」),後遺要服很多種藥,弄得腸胃受不住。往訪腸胃專科醫生,醫生說:「能否請心臟醫生稍為減少一些藥?」回頭問心臟醫生,回答是:「你是願意因為腸胃而死,還是為心臟而死?」不為所動。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是絕對不少見。

最近恰巧有機會接觸一些癌症晚期病人,受着香港公立醫院的照顧。都是非常認真負責的醫生,態度也是非常好。但是每次覆診,經歷的是不同的醫生;而他們的診斷,也只能靠報告上的各式數據,從而發出治療方案。這是目前無法改變的現狀,但是都是解析性的取態,無法知道病者的總體狀況。有些治療方案,也許克服了某些病徵,而又引起另外的一些病症,屢見不鮮。筆者沒有什麼醫學知識,上面的討論,也許僭越了。抱歉!

這些後遺症雖然也許帶有專科常見的症狀,但是假如都是由於新冠病毒引起,也許會看來不同的症狀的後面,找出一些新的醫學規律。(亞新社)
這些後遺症雖然也許帶有專科常見的症狀,但是假如都是由於新冠病毒引起,也許會看來不同的症狀的後面,找出一些新的醫學規律。(亞新社)

中國語文 概括特色

回到教育。先講與教育有關的語言文字。本欄曾經介紹過柳存仁先生講的中國文字的概括性:所有的花都是「花」、所有的魚都是「魚」、各類的馬都是「馬」……。筆者的認識,中國文字的概括性,還不止於名詞。

有一位日本來香港的訪問學生,研究香港的民情。她的中文不錯,一篇文章,沒有一個不認識的字,但是往往無法看懂。原來文章裏面很多成語,是無法從字面看懂的。

很簡單的如「不願置評」、「石沉大海」,中國人讀來很直接就明白了。對一位日本讀者來說,就需要問人或者查字典。更不用說如「數典忘祖」、「揠苗助長」。短短幾個字,可以用來表達很多句話。而這些字,又不是直接表達其意思。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對她來說,就很難讀通。

聯想到近年經常在電視看到的外交部發言,有些話,中國人很容易懂,如「說三道四」、「別有用心」,卻需要不太低的翻譯水平,才可以不太離開原意。有時候例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解鈴還須繫鈴人」,是我們中國人非常熟悉的語句,翻譯起來也許就需要一點功力,但是要傳達原來的意境,絕非易事。

意境,也許是中國文字的特色之一(不敢說別的文字就完全沒有)。意境的傳達,就不是靠解析性的細緻描寫,而是用生動的比喻。寫的是「石頭」、「鈴」,要傳達的卻是有關人類行為的哲學,又借來形容外交政治。玄呀!中國語言的概括性特色,跨過文化就不太容易。

這也是中國文字美妙之處,也許是中國文化得以傳承的原因之一。近日反覆閱讀內地廉萍女士年前編輯的《每日讀詩》,是筆者這個番書仔的補課之糧。就發現古代的詩人,除了借景思人,以物喻情,還會引用不少的典故──或是前人佳句,或是源於詩經,或是某樁往事,或是某項傳說──往往兩個字,就概括了很深的寓意。

柳存仁先生講的中國文字的概括性:所有的花都是「花」、所有的魚都是「魚」、各類的馬都是「馬」……。筆者的認識,中國文字的概括性,還不止於名詞。(Shutterstock)
柳存仁先生講的中國文字的概括性:所有的花都是「花」、所有的魚都是「魚」、各類的馬都是「馬」。筆者的認識,中國文字的概括性,還不止於名詞。(Shutterstock)

概括思維 辦學靈魂

今天的學校教育,概括性思維有它特殊的地位。近日接觸的很多學校,假如有特色,校長都有一套概括性的想法,除了校長自己堅信不疑,還把這些想法傳播到整所學校,甚至傳染到全校的學生。

比如說,正向教育。這是近年許多學校都採用的概念。但是採用的是什麼?大有分別。有幾種可能性。第一種,知道這是好東西,覺得學校要實施。但如何實施,則要尋找具體的入手點。於是找到「正向」的若干「態度」、「要點」,循着這些「態度」或「要點」,一項一項去實施。相信全部覆蓋了以後,就是完成了正向教育;就是認為「全部」是由許多「局部」組成的;完成了左右的局部,就是全部;可以算是解析性的取向。

第二種,接觸了正向教育,覺得有道理。拿回來自己思考一番,也和教師探討一番,結合本校的特點與問題,決定採用。但是也要思考如何設計適合本校的「說法」或者口號,設計策略,逐步推進。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吸收營養的消化過程,把外來的「正向教育」,融匯到本校的發展。雖然最後還會採用外來的「態度」或者「要點」,但是經過了融會貫通的過程,有了靈魂。也很可能對於這些外來的框架,作了增刪和加工。這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概括的過程,也就是通過思考與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總體概念。

第三種,不斷在探索本校的前路,發覺「正向教育」正好與本校的發展有不謀而合的地方,於是採用。這些學校,也許還會採用其他的概念與活動,他們有自己學校的框架,外來的東西,都能最後融入自己的框架,讓正向教育「為我所用」。也就是讓這些外來的概念,服務於本校的發展,豐富本校的內涵,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外來概念的「試驗場」。

順德聯誼會李金小學校本塑造的正向教育架構。(作者提供圖片)
順德聯誼會李金小學校本塑造的正向教育架構。(作者提供圖片)

內外交融 建立自信

但是要做到最後這種境界,首先是學校要有本身的辦學理念,也就是要有一個總體的概念。不然,也可以成為一個各類流行概念的「雜架攤」,來者不拒,種種外來的框架縱橫交錯,教師與學生也可以因此而不勝負荷,疲於奔命。相反,學校有自己的理念,每採用一種概念,都有它的道理與角色;而且,以筆者看到的,很多還會衍生出自己的創新,豐富了原來的外來框架,往往也超越了外來的框架。

也因此,對於許多沒有採用這些外來流行概念的學校,切勿忽視。

他們並不就代表落後;有時候剛剛相反,他們有非常強勢的理念,也有許多行之有效的策略,裏面已經包涵了許多這些流行概念。他們本身就一直在塑造本身的教育理念。

仍然以正向教育為例。正向教育的創始人與倡議者,在澳洲、美國,只是在少數的學校得到採用。但是在香港,這個概念影響着起碼幾百所學校;還有許多校本發展起來的類似框架。香港完全可以在這許多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自我構建學生在非智力領域的發展框架。

這樣說,絕對不是排外,但是建立香港教育的自信,也是一個重要的理念與方向。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