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過時，香港政府的發展策略要改作「適度有為」。
這些名稱其實都十分含糊，想像空間很大；我們很難判斷，究竟政策會有多大改變。單從字面看去，似乎政府比以前傾向干預市場。
只要看近數十年來，歷任財政司或財政司司長闡述理財哲學，便知他們都是滑不溜手之輩，不易給人抓到把柄。歷任財爺理財哲學最權威的回顧，是曾蔭權2006年9月19日題為〈大市場 小政府——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的文章。
理財哲學 左右漂移
曾蔭權在文中引述早年上司夏鼎基有關「積極不干預」的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會損害經濟增長」；「政府會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都是不干預比較有利」。
我們要注意，郭伯偉和夏鼎基年代，「積極不干預」是香港主流思想，但同一時期在英國本土，政府的干預之手卻伸得很遠，經濟搞得一團糟。此種政策危害經濟，又反令主張自由經濟的戴卓爾夫人當上首相，撥亂反正。另一方面，當時香港的成功，令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看到方向，儼然中國的指路明燈，在改革派的決策人和知識分子間起重要作用。
夏鼎基之後，財爺是彭勵治，「支持自由市場經濟」。他的接班人翟克誠說：「若政府對私營部門的干預減至最少，讓市場自由發揮作用，經濟效益通常最大。」隨後的麥高樂則說：「我們鼓勵創業，奉行低稅制、自由市場及自由貿易。」曾蔭權接手後，強調「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以及審慎理財」。梁錦松的口號是「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唐英年則是「市場主導，政府促進」。唐的原則也為曾俊華所採納。
由此所知，香港的理財哲學，一直在「市場與政府之間應如何定位」這一問題上，左右漂移，但從過去各財爺所用的含糊而意義接近的字眼看來，移動幅度不算大。就算現在特首「適度有為」中「適度」意何所指，也是口說無憑，要留待歷史證明。與其猜測政策走向，不如分析市場與政府的相互利弊，更有建設。
價格有核心地位
自由市場機制的核心，在於價格所能提供的訊息。在芝大經濟系中，微觀經濟學乾脆叫作「價格論」，可見價格的核心地位。價格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可用佛利民所用的一個例子說明。
佛利民以鉛筆為例：我們有誰懂得從起點製造鉛筆？很可能沒有。造鉛筆要有軟木、鐵片、石墨和膠擦（其實與膠是不同物質），就以其中之一說明：製木必須砍樹，砍樹需要斧頭或鋸，後者又需要銅，製銅又需要鐵和煤等。極可能有眾多製造這些物資的工人，但他們互不認識，什麼力量把他們組織起來，生產鉛筆？而且他們按照什麼準則去判斷這些物資的生產量應有多少？
貪婪人性 化為效率
這種力量，就是參與者想賺錢圖利；生產量，則看價格高低。假設突然有更多消費者喜歡用鉛筆，如何保證他們可以在市場中買到？答案是：供不應求時，市場機制自會推高鉛筆價格，價格一上升，便誘發生產商多生產鉛筆。然而這樣一來，木、石墨等需求都會上升，這些物資的價格又會推高，促使希望多賺點錢的伐木工人多砍樹木。如此類推。
由此可見，即使生產鉛筆這麼簡單的事，已涉及多層次的供求關係，複雜得教人頭皮發麻。然而，我們又不會感到買到一支鉛筆，有何複雜為難之處。原因在於，每一層次的供求者，都懂得只用一個簡單訊息決定行止。價格貴，消費會減少，但生產者會多生產。此種價格所包含的訊息成本很低，不用像計劃經濟的專家般，用大型電腦也算不出最合適的生產量，以致供求失衡。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方法，把社會中不同人等組織起來。
自由市場機制，也就是價格機制，除了有效利用價格所帶來的訊息外，在廣泛的條件下，其配置資源的效率也是最高的，浪費最少。背後理論，已經千錘百煉，通過考驗。不少人誤以為市場機制鼓勵貪婪，盡顯人性醜惡。金融海嘯後，此說甚為流行。但這是誤會。更準確的說法是：它不怕人性貪婪，因為能把貪婪轉化為正面動力。就算人民只顧追求利益，只要把他們納入競爭市場的規範中，就反而成為動力，使資源配置最有效率。
自由市場是一種進化論式的、優勝劣敗的機制。某些人若知識不足，又或過度貪婪，不懂管理風險，市場機制可以懲罰他們。每次經濟危機出現，很多公司都會破產，這意味劣質的公司或資產會淘汰出局，只有管理較好的公司才能留下。政府出手挽救這些公司，反而不妥，因為這等於阻止市場懲罰不懂節制的貪婪；問題不在市場，在政府。
政府判斷 高估自己
此種懲罰，體現市場自我糾正錯誤。就算不在企業生死的極端情況，它也一樣可以發揮作用。企業若不聘請優秀人才，為其決策，便較易犯錯，在市場中失利，利潤減少。消費者不理會價格高低，也易造成浪費，自己吃虧。這些都可迫使企業與消費者打醒十二分精神，減少犯錯。
這些優點，大大有利採用自由市場的社會創造財富。19世紀後期的美國、60到80年代的香港，經濟都全速發展。支持其發展的，正是當時實施的自由市場機制。就算內地，80年代初開始擺脫計劃經濟的枷鎖；即使只是初步轉向自由市場，已令中國經濟出現翻天覆地，成就了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的經濟奇蹟。
不過，此種成效不光在於物質。自由市場與人民追求的價值，關係極密切。市場機制能創富，可為追求價值的不同人等，提供物質基礎。假如港人有如半世紀前一般貧窮，又或內地人有如30年前連電視機也買不起，那麼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如到外地旅行、上網交友談天、聽各類音樂等等，恐怕都不切實際，生活自由大受限制。
自由不但是市場機制的結果，也是它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市場交易建基於交易雙方自願，而非受到強迫，而且雙方都得到好處，否則所涉價格，便不會包含正確的訊息。
並非所有市場都保證結果完美。除了交易基於自由選擇，有兩個條件對市場機制的運作特別重要。第一是企業容易加入市場，否則會產生壟斷，價格就變得不合理。第二是資訊不能太過不對稱。後者有時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才能解決。舉個例子，一般人買入食品或藥物時，不大可能知道它是否含有毒素。專業檢查機構的證明可減少這方面的困擾，令消費者放心。此等角色，不一定必須由政府扮演，檢驗工作也可以由私人機構執行。
「適度有為」會令不少人擔心，原因不在「適度」， 而在「有為」。政府常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指引，政府又憑什麼知道自己決策英明？
工業政策正是一例。假如開發某種高科技產品，賺錢前景很好，自會有人冒險投資，根本毋須政府津貼扶助。矽谷赫赫有名的公司，如面書、蘋果，哪一間是靠政府扶助起來的？我時時提醒在史丹福工作的小兒，要留意能夠在矽谷創業的朋友有何特徵。我得到的答案是，這些人生活往往散漫，但思想自由，每有新點子，便很容易在市場中獲得資金，與政府扶持無甚關係。
工業政策 滲入政治
有政府工業政策的經濟體，我們也要小心分析。例如台灣政府扶持最多的，反是紡織等夕陽工業，新興科技補貼不多。為何是夕陽工業？因為政治壓力，內中涉及深植的傳統利益。
政府決定工業政策的準則，往往出於政治，看哪個壓力團體影響力大，並無好的理論說這會帶來合理結果。至於台灣的電子工業，能夠發展起來，恐怕出於歷史上的偶然。50、60年代開始，台灣有眾多研究生留學美國念工科，這為後來的電子工業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深圳名震天下的油畫生產基地大芬村，也是由香港一個小商人搞起的。至於香港，又有哪一個政府主導的工業政策曾得亮麗的成績？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深信市場力量，同時認為政府有她的崗位，在不少領域中負有監管責任。她也要促進市場交易暢順，令企業較容易加入市場，使營商環境有競爭。若沒有市場價格引導，政府所謂「前瞻性」往往只是看錯方向。看得到自己的局限，才能更體會自由市場所能提供的、沒有扭曲的價格為何重要。平衡市場與政府的角色，政府宜多依靠市場。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Pixabay／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