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雲湧的香港社運史——由兩派暴動到匯點

 

上世紀二次大戰後香港社會運動的幾經轉變，實際上反映着香港社會本身的轉變。1970年代以前兩場大動亂：1956年的右派暴動，和1967年的左派暴動，均是1949年之前中國大陸政治矛盾在香港異地延續。1956年是國民黨政府發動，1949年後移居在香港的右派人士參與。1967年則是共產黨在港的代表發動（開始時獲北京支持），在香港的左派人士參與，其中也包括大部分自1949年前後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同情者。唯一的差別是1967年暴動針對殖民地政權，部分人士帶有推翻殖民地政權的政治目的，卻不是北京政府所主張。

 

 

1967年的暴動有兩個特色：一是承接戰前，特別是20年代海員罷工所引致的省港澳大罷工，暴動的根源並不局限於香港，與內地及澳門有互動作用。當時的反殖因素來自中國內地，不是本地自發，暴動不由反殖的本地因素推動。二是左派系統在香港與主流社會隔絕，自成一國，暴動的動員主要局限於左派系統之內及左派人士，並沒有涉及主流社會，形成左派系統與主流社會的對立。殖民地政府可以動員主流社會與之抗衡並壓倒之。1967年的暴動的肇因本來是勞資糾紛，只不過被政治化的目標騎劫，倒反掩蓋了源自香港社會內工業化問題產生的矛盾。

 

1960年後期應該是香港社會急速轉變的過渡階段。

 

一是香港從1950年代初承接內地轉移的工業生產，完成了本地移植、着根生長的工業化過程。1970年製造業佔本地總產值達到32%-33%，出口更達64%（註一）。連同服務輸出，相當於本地總值的比例近90%。香港經濟已完全地從轉口貿易轉型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從社會結構來看，製造業的發展產生出龐大的中產階級及工人階級，改變以往轉口貿易的小商戶形態。

 

二是香港自1940年代後期人口劇增帶來的本地出生人數的上升，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出現了大量在本地出生和成長的一代，與同期在內地出生，卻在香港成長的新移民結合，構成了香港戰後成長的第一代（見表一）。他們扎根香港，與戰前香港作為內地男性工作場所而非成家之地的情況大不相同。兩代人對香港的歸屬感有異。新一代缺少在內地生活的經驗，在香港受到的教育也缺少有關中國國情的了解。不過，1950年代至60年代香港的大學教育、中文媒體及出版行業與台灣保持有緊密的關係。民族文化，特別是1949年之前的部分，在香港社會裏維持着一定的影響，也與1949年後新移民到香港的內地居民的文化取向相關。

 

 

 

1960至70年代上半期，香港出現新本土化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1966年天星加價事件是一個開端。在大學裏，中文法定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以至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和金禧事件，均反映出香港戰後成長的一代再不願意生活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開始反省自身在香港的認同感和存在價值，並身體力行地作出實踐。在大學生中有大專服務隊（大路社）修橋補路，1972年觀塘山泥傾瀉災禍中港大學生的救災活動、筲箕灣愛秩序村的援助村民活動等，都是大學生走出象牙塔，改變以往天之驕子的形象，與基層民眾結合。其中反映着香港社會在60年代後期經濟起飛帶動的社會反應，和殖民地政府開放大學教育，成立香港中文大學，也用助學金和貸款扶助中下層家庭學生入大學，改變大學學生的組成。

 

中下層家庭學生加入使大學增添了強烈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意識。中下層家庭在基層社會與左派系統有很多接觸機會，他們中也有從左派系統出來的。因此，在7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恢復聯合國席位前後的政治氣氛裏，包括中國乒乓球隊訪美訪港引發出來的輿論，香港的大學生組織也連續組織訪問團到大陸，改變以往香港主流社會與內地隔絕的局面。1972年港大學生代表團首次訪問內地，學生報《學苑》一個月兩期出版專輯報道訪問的過程，公開發售，一天裏銷出4,800份，在社會上引起震動，由此開啟了香港的大學與中學的認中關社活動。在本土化社會運動起步的同時，香港學生開始反思和認識個人的中國人身份。二者其實同樣地顯示出香港戰後出生、成長一代的社會覺醒，背後也顯示出香港社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移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與社會心理變化。

 

 

香港的社會發展，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脫離不了中國內地的發展。1970年代上半期內地的政治路線鬥爭和四人幫活動，也促使香港學生運動中認識中國的部分急速地政治化和激進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出現了強烈的排外性和排他性。由是觸發了學生運動的分裂，形成所謂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具體反映在對學生會、學生報控制權的爭奪。社會派與國粹派本來都同屬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開始接觸內地時的態度並沒有差別。只是，香港左派組織在官方新華社的策動下，逐步介入學生運動，並利用原來左派系統的學生參與，也因內地四人幫因素，表現得教條化和排斥性。但相信更重要的因素是在1967年暴動之後，香港左派系統不敢再對抗殖民主義和殖民地政府。結果在認中關社活動中，強調認中為主，不願接觸香港社會在殖民地統治下的不公義情況，甚且阻撓學生參與針對社會實況、涉及殖民地政府施政的扶助弱勢社群的運動。因而由反貪污運動引發出社會派與國粹派的分化和對立。中國因素構成了學生運動的分裂的契機。

 

國粹派的存在為時不長。1976年北京發生打倒四人幫事件，整個國粹派因沒法在理論或意識形態上解釋內地的政治轉變而趨於崩潰瓦解。其中的積極分子或領導者不少在政治上突然轉變，從商從學乃至離開香港。當時的港大《學苑》總編輯、學生會會長、學聯會長崔綺雲是一個典型例子，體驗着國粹派從開始走至終結。她畢業後當上了新華社文教部副部長，之後脫離，轉入大學任教。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也是典型例子，從參與學生運動和加入國粹派到從商，從事資本主義投機性最大的外匯買賣。

 

國粹派不存在，社會派作為其對立面，也因此而難以維持。曾澍基從社會派的政治活動轉為修讀工商管理，到在金融機構工作，最後進修博士學位，加入大學任教，也反映了社會派從活躍到終結的過程。國粹派與社會派的發展實際上屬同起同落。

 

 

1980年代的學運與社運都乏善可陳。

 

香港社會在經歷過麥理浩在1970年代推行的新政，如成立廉政公署、實行十年建屋計劃等，最大的變化是大學教育的擴大和通過設立助學金和貸款，對中下層家庭開放，課程內容也增添了社會科目，包括對社會反思最大的社會學、心理學和社會工作。1980年代的發展是學運轉為社運，社運偏重於社會福利工作、社區工作，形成眾多的壓力團體，卻同時失去了民族主義與反殖的內容，被殖民地政府通過區議會及其選舉的社會政策和社區政策所吸納，政治因素蛻變為改良主義。所謂社運，主要是具體的社區工作，不觸及體制。1979年起，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在1997年後的前途。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進入過渡時期。過渡時期有兩個特色。一是中國政府強勢主導，英國政府沒法在主權或治權方面有任何爭取到的成績。另方面，中國政府的強勢在於收回主權與治權，但怎樣收回，卻缺乏準備與方案。一國兩制只是大框架，沒有具體內容。因而，在具體的體制與政策層面上，中英雙方有激烈的爭議，反映在《基本法》的諮詢、制定的過程。

 

從香港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來看，這個過渡期引發了民主回歸的大議題。把從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和保釣運動帶來的民族主義，結合到反殖的民主主義，1982年成立了論政團體：匯點。匯點由港大、中大畢業生為主，加上其他大專院校就讀的70年代學生運動成員，特別是社會派作為骨幹，憑藉港大與中大的同學關係，網羅當時新興的社會工作、社區工作的青年工作者，匯點成為民主回歸的主要推動力。在《基本法》諮詢過程展開之前，已草擬《基本法》的草稿，並上北京與港澳辦官員商討研究。雖然匯點的提議與港澳辦官員的傾向有所衝突，卻深受重視。匯點成為匯集、動員、組織香港學運社運積極分子的平台，自發地以港人的觀點，當中有香港幾十年發展出來的本地民族主義的認識與概念，迎接香港的歷史回歸。

 

 

匯點也不是單純的回歸政治取向的組織，它同時評論時政，審議殖民地政府政策，提出改變的方向，並支持成員參選市政局與區議會的民主選舉，具備了政黨的雛形。由於部分骨幹成員的執着，堅持維持作為政治政策評論的組織，並沒有向政黨發展。匯點當時的實力可以一個例子顯示：1989年6月4日晚上因應北京學運，香港眾多的組織聚集開會應對，構成了支聯會的前身。當晚參加者十之七八是匯點的成員，只不過分別以個人或不同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匯點沒有借其成員眾多而控制支聯會。一個重要因素是匯點在六四問題上沒有確切的立場，也沒有積極發展為政治組織或政黨的意欲和動力。

 

80年代開始，殖民地政府逐步開放部分區議會、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立法局的議席選舉，引發出社運的政治化、政黨化，出現了許多以參選為目標的政治組織與論政團體，包括1991年成立的港同盟。個別團體規模雖小於匯點，但亦有十分活躍的，借選舉而產生政治影響。各個組織的政治取向不同，總體上並不反對民主回歸，卻沒有匯點的理論性與政策性優勢。

 

雖然1992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作，在立法局選舉中取得18個直選議席的14個，但1989年六四事件已引起香港社運政運內部分歧，港同盟等控制支聯會在六四事件後繼續反對北京政府，匯點則堅持民族主義立場，對六四事件的認識與港同盟有基本分歧。匯點內部也開始分裂。1992年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匯點內部偏向理論的成員與偏向於社會工作、政治工作的成員持不同意見，爭議之下，前者退出。由此造就匯點於1994年與港同盟合併成民主黨，匯點的歷史終結。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