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說要爭取民主，又認為香港要有「真普選」。爭取民主是對的，但我們總應接着問下去：民主可為香港帶來什麼？什麼形式的民主最合適？如何可建設優質民主，避免劣質民主？
我一向認為民主可以是個好東西，它最大的功能是使權力轉移比較合理，不受歡迎的政客有較大機會（但並不必然）被趕下台，競選元首者要宣示中間選民所接受的政策路線才可增加當選機會，這對社會的穩定性大有幫助。但我也多次撰文指出，投票選舉所得的結果，無論其機制是多麼民主，也不一定能反映真正的民意，中間的權謀策略充斥。至於民主對經濟民生有何影響，效果是正是負，更是爭議極大的論題。西方知識分子及政客過去一般相信民主可造福經濟，香港也有不少人持此觀點，他們常引用一現象，便是發達富有的國家多數使用民主制，足證民主能促進繁榮云云；此論點的問題是搞亂了因果關係，別人可以說，富裕的人民因經濟獨立，所以喜歡話事權，不願意受人擺布，因而支持民主，這是富裕引致了民主，而不是民主帶來了富裕。若要真正檢驗民主能否推動經濟，我們要看的主要應是民主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在扣除其餘因素後，是否較其他國家為高？
民主有利經濟多反例
近年民主可促進經濟這一問題大受質疑，原因是有不少重要的反例不斷出現，從前四小龍增長都極為迅速之時，她們卻沒有一個是有民主的。台灣在老蔣、小蔣掌權時，是威權統治；南韓80年代中之前政府頗獨裁；新加坡經濟上很自由，但不算民主；香港在港英年代只有市政局是有選舉的。現在最大的反例是中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傲視世界、傲視歷史，但中國難以說成是西方眼中的民主國家。
反觀印度及印尼，它們都是人口眾多的大國，經濟表現卻遠遜中國；近年「阿拉伯之春」本來以爭取民主為目的，但事後發展卻完全走了樣，經濟更加低迷；俄羅斯在葉利欽年代也搞民主，結果國力崩頹，要靠強人普京上台才扭轉到局面，而普京在西方民主人士眼中，並不是什麼好果子。
隨便一說，也有這麼多反例，這便難怪哈佛的宏觀經濟大師巴羅（Robert Barro）十多年前便據他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民主不會引致經濟增長。這個學期我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大學訪問，較為注意他們的研究，剛好便讀到一篇習明明與張進銘今年中發表的論文， 他們分析了1972至2010年166個國家的面板數據（panel data），發現在民主國家，政府推動消費多於推動投資，經濟增長因投資不足而不及非民主國家。
但若以為沒有人能支持民主對經濟增長有利，卻非屬實。香港的財經評論人丘亦生日前發表文章，認為學生的佔領活動有機會推動到政改， 促進民主，值得一博； 他又引用麻省理工的阿塞莫古（Daron Acemoglu）與另外四位經濟學家近月的一篇論文，說民主對經濟有利。該篇論文我也讀過，作者也是用各國的面板數據，並使用上不少計量經濟的技巧，並得到結論說實施民主後30年左右，人均 GDP 平均會比不實施的要高出約20%。這效果不算很大，但我認為其方法有缺陷，將來再另文指出。
不過，我也要說明，若民主有助經濟，這應視為好事，因為將來中國總會逐步民主化，如果這必會破壞經濟，豈不糟榚？但佔領運動會否促進民主？我看是適得其反的，原因以下再談。
公民提名難定普選真假
對於民主是否促進經濟這一命題，有不同的實證結論其實並不奇怪，這是因為民主本身有劣質民主，也有優質民主，它們對經濟的影響大不相同，很多使用跨國數據的研究，例如阿塞莫古的那一項，只把各國簡單二分為民主與非民主（其實數據本身主要是劃分自由與不自由）而已，沒有區分出不同性質的民主，這自然容易帶來互相矛盾的結果。
就以近日泛民堅持的公民提名為例子，不少人認為沒有公民提名便不是「真普選」。用此劃分民主的真假或優劣，是頗使人奇怪的。所謂「和平佔中」第二個商討日的參考資料中，列出在有總統制國家中，共有八個實施包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的選舉，另外有半總統制的則有31個含有公民提名元素。
篇幅所限，只談有總統制的這八個國家，她們是幾內亞比紹（此國以走私毒品聞名，2012年還發生政變，人均 GDP 為1200美元，世界排名214）、馬拉里（貪污盛行，愛滋橫行，人均 GDP 只有900美元，世界排名221）、加納（人均年收入3500 美元，世界排名173，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政變）、贊比亞（人均收入1800美元，排名196，過去曾有政黨共同質疑選舉結果）、安哥拉（曾經歷27年內戰，人均收入排名147）、塔吉克（現任總統從1992年掌權至今，起碼到2020年才會退位，該國貿易赤字達 GDP 的34.8%！）；此外，還有南韓及智利，不屬窮國。由上可見，公民提名主要在一些社會政治經濟較落後的國家才會採用，如此的國際標準，倡議者為何堅持要香港採用才算「真普選」，使人奇怪。
公民提名這一目標理據薄弱外，爭取達到此目標的手段也有着太多劣質民主的元素。大多港人對佔領運動反感，甚至憤怒是意料中事，我一年多前便撰文指出，佔中的要害是犯上道德風險的毛病，自己爭取符合自己信念的目的或利益，這本身無問題，但把自己的目的及利益放至無窮大，其他人的觀點與利益卻不屑一顧，阻街擋路至天怒人怨，這便變成了嚴重的失德及犯法行為了。現在發展下來，佔領者及部分議員竟有合流挾持香港社會的意圖，這肯定會造成社會中更大的撕裂，與民主這目標背道而馳。
我常常問：為什麼中央政府容許香港先搞一人一票的競爭性選舉？此例一開，香港便立時變成試驗區，按着中國政府摸着石頭過河的思維，香港的經驗可成為將來中國推行民主的重要參考。現在香港出了亂子，實不利中國發展民主，香港在這方面已失去示範功能。我在北京與一些知名的學術界朋友談起此事，他們都認為整個運動對香港是不利的。在此局面下，中央對港的戒心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這個運動的後果怎會不與其目標背道而馳？
若要更深入了解什麼是劣質民主，讀讀已故經濟學家奧遜（Mancur Olson）的大作是十分有用的（註1）。奧遜認為，就算在民主國家中，往往會存在着很多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人數不一定眾多，但影響力卻可以超乎比例地大。這是因為集團成員的利益集中，人數少反有利於他們有效組織起來； 反觀其他人﹐人數雖多， 利益卻分散，利益集團所推動的政策就算成功落實，對集團以外人民的損害，並不一定造成切膚之痛，所以他們沒有足夠誘因組織起來阻擋利益集團進軍的步伐。如此一來，勝敗在未戰之前便早已分明。但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利益集團開始時可能只是小勝，但勝利會鞏固其地位，使他們在下一場爭鬥中又有更大的勝望，假以時日，它們便會坐大，就算公眾利益已大受侵害，也無從清理利益集團過去引入的惡法，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愈來愈困難。
大亂之後或有大治
此等局面如何可破解？不易，除非社會有大變出現。二次大戰後，勝利國英國經濟發展緩慢，工會勢力擴張，各行各業完全失去活力，但戰敗國德國與日本卻有如火鳳凰般飛躍前進。 奧遜的解釋是，英國利益集團積累的負面影響已積重難返，德國與日本卻因戰敗，過去的利益集團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再無阻擋社會進步的力量。反觀中國，為什麼1978年以後經濟發展如此迅猛，我相信也許可以「歸功」於文革，後者也早已把一些利益團體清除得七七八八，致使人民可以放開手腳發揮創業精神，但現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們也應注意有沒有新的利益集團浮現。大亂之後可能出現大治，有其道理，連美國經濟發展最好的一段時間，也是19世紀其內戰之後。
回到香港，我們有民選的立法會議員，但這民主的部分有無劣質化？我們只要看一兩個例子便知有問題存在。 機場第三條跑道建設所帶來的社會利益雖然不一定如當局所說的那麼大，但香港的確有需要建這條跑道，而且愈遲建築費用便愈貴，現在的延誤可使費用增加數十億元，而延誤的主要理由，竟是有數十條海豚可能會因建跑道期間暫離香港，所以環保人士反對。這等於港人要為每一條海豚的暫時遷居平均付費近億元。環保集團政治力量之大，可見一斑。
小圈子利益凌駕大眾
另一個例子，港珠澳大橋年前延誤建設，也要香港多付數十億元，原因是有人煽動一位公開聲明不知就裏的婆婆提出缺乏理據的司法覆核；再一例子，香港房價驚人，唯一的解救之道是增加土地供應，這涉及改變某些地方的土地用途，但該地區的政治人物多有乘機要求政府送出各種大禮給他們，否則便會反對，政府供應土地的成本大增，小圈子利益凌駕在大眾利益之上。上述種種例子，或多或少都有政客參與其中，而政客也深知，支持小圈子利益集團，可在選舉時得到鐵票。此等局面，完全符合奧遜的理論引伸。
我們若細味奧遜的理論，當不難發現，他最感憂心的是小圈子利益凌駕大眾的利益，而小圈子卻往往是更有力的，此種現象的背後倫理，是自己行事可以不用理會他人的損失。在奧遜後期的著作中，他提出一套理論，認為流寇（roving bandit）比固定在一地的土匪（stationary bandit）為禍更大，原因是流寇搶掠時可以是徹底地不顧他人死活，然後揚長而去；固定土匪則會害怕若做得過分，將殺死會生金蛋的鵝。二者中的差別也是源於他們罔顧他人利益時程度上的不同。
香港的佔領運動雖也有個別參與者甚有公德心，肯替別人檢拾垃圾等的義舉，但這卻無法洗脫它為其他港人帶來損失所應負起的責任，無此責任承擔，精神上便有如奧遜所說的「流寇」，民主容易變質為劣質民主，不可不察。
註1： 奧遜的兩本大作都是不可不讀的經典，它們是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與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