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提出的概念，但香港近期所發生的每一件大事，幾乎無不與當局及社會忽略或違背「風險社會」的原則有關，令香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重創，陷入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疫境與困境之中。
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不僅是由於當代社會正像是處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隨時可能有巨大災禍降臨， 更重要的是當代社會與過去的工業社會已不同，今天風險已成為當代社會的風暴中心，社會組織的形式是按照風險分配和生產的邏輯──如果說工業社會考慮的重點是財富分配，那麼風險社會的關鍵則是風險如何分配。
停留在工業社會觀念的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理論（不限於貝克）的核心命題是：（1）災難的規模和潛力正在增加，變得無從彌補和沒有止境；（2）任何預先設計的計劃都無濟於事，人們開始對專家和科學失去信心；（3）科學的不確定性及局限性在社會中愈來愈受到關注，從而令作出決定的社會結構/系統獲得更多關注。因此，（4）以往安全的概念已被動搖，社會機構長遠保護人們的能力受到質疑。
如上所述，不難發現香港近期爆發的危機，通通反映出社會已轉型為風險社會，但社會組織的形式仍停留在過去工業社會那一套，因而不論政府或社會均缺乏風險社會及風險管理的概念，屢屢造成危機四伏的景象──我們仍舊認為政府會為公眾制定好決策，仍舊信任專家系統能夠準確了解對每個人來說什麼是正確和有益的。
事實上這些全屬工業社會的觀念，面對今天風險愈加個人化，科學對風險愈來愈難以確定，無疑是災難的溫床，以致社會在巨大風險和威脅面前無能為力、一觸即潰。
面對風險認知與應對風險的落差
假如說第5波疫情發展成重大危機，肇因於接種率不足（特別是長者）的話， 實際上接種率不足正是面對新的風險環境時的一種近乎必然的結果：以前只要政府做好決策，市民跟着做就是。
不過這次新冠疫情卻與以往完全不同──作出決策不止是政府，市民也須作出相應的選擇，例如是否接種疫苗？打科興抑或復必泰？早打還是遲打？打不打加強劑？打哪一種加強劑？以上每一個選擇都會產生風險，而且選擇數量亦只會不斷增加， 這就是風險的個人化。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賦權（empowerment），對於有什麼病痛都看醫生，習慣將風險和決策轉嫁給醫生和專家，以及連Paracetamol除了「必理痛」之外還有很多牌子都不知道的港人，他們究竟根據什麼去決定打哪種針？這實在是個重大疑問， 且不說疫苗的選擇一開始已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所以對於風險的受害者來說，其邏輯很簡單， 只要有可能就應該逃避──這與當局和專家的邏輯截然相反。這一連串可致命但從無公開清楚說明的決定， 背後顯示出風險已高度個人化，但風險認知和應對風險的方式卻未因此而變得更個人化，兩者之間的落差造成了嚴重且無法彌補的後果。
重新釐清政府與個人的責任關係
當人們譏笑西方「共存」策略的時候，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帶有在新冠疫情這種全新的風險環境下，釐清政府與個人之間的責任與關係，將風險重新分配之策略的作用：現在西方政府已將接種率提升至一個較理想的水平，也準備好未來所需的疫苗和藥物，已為今後社會應對風險打好了基礎，因此公眾往後要怎樣應對疫情，很大程度屬個人的選擇與責任，政府不一定會為公眾制定好所有決策。
對於生活在採行工業社會的組織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地方的人來說，西方這種做法很自然會被看成「躺平」或不負責任，但這實質上關乎破除專門知識的壟斷，令知識與資訊變得更開放更透明，同時亦牽涉到決策結構甚至管轄權的開放，過程中大眾風險意識逐漸抬頭，這些正是邁向風險社會的範式轉移的正面信號。
相反，面對疫情，中國所採取的做法，無疑是使用工業社會的辦法，來應付風險社會的問題──大規模檢測和嚴厲的封城明顯帶有工業社會的色彩。筆者不否認中國擁有一個相當精確的行政機器，但是在風險問題經常處於測不準的情况下，對精確的要求反而形成很大的束縛。
而且以官樣文章、統計數字或訴諸法律來應付風險已是老一套， 在新的風險環境下將逐漸失效。所以不論是上海或香港，目前正處於從官僚制的僵固性解放出來，打破固有的思考與組織模式，正視風險的嚴重性，並開始構建隨時準備靈活打擊風險的新型組織的陣痛當中。
中央對港的兩個重要決策
只不過，香港的情况比起內地更為複雜。假如內地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那麼香港的就是「自上再上面而下」的管理──最後必須聽命於中央，一切都身不由己。今年中央對香港所作出兩個重要決策，都有加深這種發展的趨勢， 將對香港管治與未來造成深遠影響。
第一個重要決策是中央對香港控疫方針的指示：《人民日報》於2月7日發表評論文章，指香港在第5波疫情下須堅定「動態清零」意志，實行「共存」的躺平策略屬混淆視聽的錯誤論調。隨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月中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特區政府要把控疫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儼然是對香港抗疫的最高動員令。
儘管如此，中央最終還是派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來港考察，得出了「減少死亡、重症及感染，優先保護老年人為重中之重，港府暫不進行全民檢測」的結論與決定，一定程度修正了以政治掛帥來處理疫情的態度，但過程中令港府左右為難、亂象頻生，造成資源錯配和浪費了寶貴時間，並且令社會更為分化，令第5波疫情雪上加霜。
香港淪為「殭屍城市」
至於第二個重要決策，是3月中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主持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專題會議，為香港市場「維穩」，令港股得以擺脫跌勢，急速反彈。就結果而言，固然是第二個決策比較成功，但兩者的性質其實還是一樣。
現在香港不論是政治、 疫情或金融市場，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造成在港府本已過時的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和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非但港府身不由己， 就連市民自己趨吉避凶的機會亦間接被剝奪，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假如繼續出現此類型事件，不難預見市民、外資、外國人， 甚至內地來港人士在無法改變狀况下，將紛紛用腳投票撤離香港， 中央再不作調整，恐怕為時已晚。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