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除了文化啟蒙之外，還有商業文化的啟蒙。很多學者發現，商業的發展，對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權的愚昧時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業使人變得理性，因為商業從本質上，是一種可以量化的經濟分析。人們無需求助於神或上帝，便可以算計和預測經濟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發生過商業革命。但中國的商業革命不但沒有使人變得理性，反而使人變得瘋狂。
商業一旦產生，所有的道德和價值就拋掉了， GDP 主義和貨幣主義橫行，貨幣用以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靈魂。金錢至上、貨幣崇拜的現像，本身就與精神領域的供給不足、精神文化不得發展莫大的關係。（實際上，一些宗教領域本身的高度商業化更能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儘管有愈來愈巨大的經濟體，但文化仍是虛空的。
顯然，中國商人群體裏面為數不少的人是最需要「巫術」、最相信「巫術」的。底層商人穿金帶銀，恨不得把所有財富都貼在臉上，穿在身上。中高層就收斂一些。不過，不同商人階層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信「巫術」，只是所去的地方不同罷了。有去廟堂求神拜佛的，也有去找「高人」的（例如王林），或者乾脆財大氣粗把「高人」請到家裏來的。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中西商人儘管都是賺錢，但過程則是相反的。
在西方，經商被視為淨化心靈的過程。人是有原罪，賺錢就是洗清原罪的過程。因此，商人發了財，就要發揮功德精神，做慈善。中國似乎相反，經商的過程，往往使得經商者具有了原罪。儘管也有不少商人學習西方，做功德，但大多數商人根本上只關心自己，對社會毫無關切之感，對窮人沒有關懷心。
如果把中國商人的行為，從他們今天所面臨環境的角度考慮，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人所處的任何環境，都是可以加以科學分析，並通過科學方法來解決其問題的。然而，對於當今中國商人來說，環境有時候並非他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所能解釋的，於是很多人轉而求助於「巫術」。諷刺的是，「巫術」能讓他們安心，卻依然不能改變和控制環境。更可悲的是，儘管很多商人，明明是通過辛勞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但往往傾向於把自己的故事「巫術化」，好像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而得到神秘力量的幫助。
中國的政治人物何嘗不是這樣呢？在政治領域，從理論上講，黨政官員應當是唯物主義者，是無神論者。但實際上則不然。因為吏治制度不完善，人們對升遷難以預測。一些幹部官員比老百姓更需要「巫術」，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於不同類型的「巫術」活動。早些年發生的法輪功運動裏面，有多少是黨政官員、科學家、工程師呢！
知識領域的巫術化
「巫術」和大牌明星走在一起更容易理解，因為兩者的特點都是「表現」，都需要聽眾和觀眾。在很多情況下，巫術師和明星對一般老百姓而言，是很難區分的。如果說，商人階層和政治人物對「巫術」的需求，主要是內心的，明星和「巫術」走在一起，除了能夠滿足大牌明星的內心需求之外，他們具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大眾信徒。沒有大眾信徒這個基礎，也就沒有「明星」或者「巫術」了。
今天中國知識領域文化有沒有「巫術化」？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可以說，最可悲就是知識領域的「巫術化」。這裏的「巫術化」表現五花八門，但也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學答案的時候，或者沒有能力來解釋某一現像的時候，總會去找尋一個神秘但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
這裏僅舉陰謀論為例。在經濟領域，當貨幣市場不穩定時，或當股票市場經歷劇烈波動時，總有人找尋敵人的陰謀來解釋之。外交領域更是如此。人們往往把問題的根源，歸於外部敵人的陰謀，無論是美國、日本、支持恐怖主義的外國政府等等。
在知識領域，「去巫化」就是破解被認為是神秘的陰謀，把陰謀放在陽光下。但當今的知識界則扮演了一個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釋、也可以解決的現像和問題「陰謀化」，或者「巫術化」。這些年來，形形式式的陰謀論滿天飛，不僅廣受普通百姓歡迎，政治階層的人居然也深信不疑。這裏當然不是說，這個世界沒有陰謀，而是說，所有被中國知識份子視為陰謀的東西，實際上大多都是陽謀。
例如，在全球化環境下，考慮貨幣或者股票市場的時候，外在要素當然在考慮之列。國際關係更是各國較量之處，不管什麼樣的外在力量，總會要影響到中國。如果不能考慮到外部因素，那只證明自己的無知和無能。以陰謀論來掩飾自己的無能和內心的恐懼，而不叩心自問，這就使得知識「巫術化」了。今天，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局勢變得愈來愈複雜，這就需要人們科學理性地去看待一切。知識界不能「去巫化」，對中國的長遠影響可想而知。
說精英階層「巫術化」了，其實指兩種精英，即精英和反精英（反精英的也是精英）。回到「氣功大師」的案例，沒有精英的需求，就不會出現相應的「氣功大師」。但是，反精英的精英何嘗不是這樣呢？諸多今天嘲笑「氣功大師」的，不曾也多次「面見」（或專門拜訪，或「不期而遇」）「氣功大師」嗎？反精英者也有着同樣思路、同樣目標。
每當此等事情發生，總有另一類精英批判倒了霉的精英。不過結果總是一樣，即用一種心靈雞湯來替換另一種心靈雞湯，並且兩者之間，本質根本相同。實際上，在沒有缺乏科學精神，而文化普遍「巫術化」的環境下，這種事情會一直周而復始。1980年代以來，一代又一代「氣功大師」紛紛湧現就是經驗證據。
文化和思想的創造者首先出了問題，再由傳播者推波助瀾，往往能夠把「巫術化」的東西，以最快速度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傳播者不僅包括傳統媒體和學校等平台，也包括今天的社交媒體。實際上，在社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是傳播者，那些具有數十萬甚至百萬粉絲的公共人物，本身就儼然是一個巨大的媒體平台。
傳播者千千萬萬，而商業化是他們的共同特點。今天，很多表面看來非常嚴肅的官方網站，都能連接到那些法律禁止的網站。在商業化社會，賺錢為最重要。因此，傳媒關注的不再是思想，而是觀眾的眼球。吸引愈多眼球，利潤便愈豐厚。今天各種網絡用語層出不窮，但稱不上是文化創造，大都是搞庸俗化，糟蹋文化。以庸俗為榮是當今媒體最顯著的特點，連官方媒體亦不能避免。
看看今天中國的記者群體就能了解傳媒界的情況。在很多社會，尤其西方發達社會，記者本身就是好學者，亦是知識創造者，對事物具有判斷能力，懂得傳媒的社會責任。而中國傳媒界記者，大都是剛離校的年輕人，他們精力充沛，走南闖北，報道社會發生的事情。但是，他們沒有充足經驗，對事物缺乏判斷能力，有人因此依賴吸引眼球的用詞。這是體制的毛病。有經驗的記者，若走不上領導崗位，意味着離開業務，或者轉行。
在西方，記者從2、30歲到7、80歲都有，這不僅僅是年齡的高低，而是知識的高低。年長者的經驗，和對事物的判斷能力，與年輕人的精力，和對事物的敏感相互結合，讓報道能夠傳遞優秀的思想知識。
重塑道德和文化
「巫術化」文化的受眾，當然是形形式式的社會群體，包括激進的學生、炒股者、受人指使到處抗議者、未能看破紅塵而自殺者、訴諸暴力者、邪教組織成員等等。這些群體既是主要受眾，也是支持者，同時他們也是「巫術化」最大的犧牲品。
文化如此墮落，使很多人對文化前途極度悲觀。何處才是出路？應當意識到，這種社會文化現像，並非中國特有。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也經歷了類似的情形。如前文所述，西方中世紀也經歷過漫長的黑暗愚昧時代。後來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才顛覆了文化愚昧的社會。同樣，歷經商業革命，西方再次面臨文化重造的挑戰。當時尼采就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說傳統道德體系解體了。不過，之後西方又找到新的「上帝」，就是道德和文化重塑。
中國文化如要找尋出路，必須重造和重構。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籲的，中國需要新的啟蒙運動。不過，在啟蒙運動之前，人們不得不反思近代以來的啟蒙運動。如果不改變從前啟蒙的政治性，情況或會變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學和理性精神，任何復興傳統道德體系的努力，都會走向反面。國學運動帶動「巫術」文化復興，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樣，如果不能去政治化，任何外國思想和文化（不管多麼先進），也會演變成另一類心靈雞湯，而非有效的制度轉變。
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文化的重建和復興，必須從文化和思想的生產者開始，也就是從精英開始。如果精英沉湎於「巫術化」的文化，整個社會都會仿效。今天中國的情形就是這樣。中國必須培養出關鍵的少數人，他們具有現代科學和理性精神，能夠生產有效的知識產品，並能承擔社會責任。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更要配合這個過程，如果沒有這些關鍵的少數人群體，「巫術化」文化就會在百姓和精英之間，廣泛流傳，互相強化。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的今天，「巫術化」文化愈來愈盛行，中國也的確到了考量文化重建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