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與教博覽2021」上周一連三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團結香港基金及香港地方志中心在場展示如何以創新科技推廣歷史教育，其中一場講座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香港理工大學商業學前教授劉佩瓊，探討如何向孩子教授香港在近代中國發展的角色。
劉佩瓊：香港回歸之後 經濟轉靠大陸
劉佩瓊教授指出，香港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無法脫離大國獨自生存。她以歷史為例，五代十國末期，為了保境安民，吳越國創建者錢鏐採取「納土歸宋，善事中國」政策，對強大的宋朝臣服，經濟才得以繁榮；相反南唐李後主無治國之才卻圖力抗宋軍，最終國破身亡，反映了小國須與周邊國家保持良好關係，方有生機。
現時中美在金融、網絡不同層面上角力，她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的市場經濟體，企業登記自由、資金自由流通、簡單及低標準稅率令其得以成為中美角力的緩衝區，因此，香港應把握機遇繼續發展、貢獻國家。
但無可否認，香港的GDP趨勢是依賴全球經濟發展，當全球政經環境波動時，香港亦受到影響。但香港經濟擁有良好的制度基石，所以經濟容易反彈，亦容易轉型成功，關鍵在於跟隨哪方的趨勢。她坦言，回歸後香港經濟已轉變了範式（paradigm shift）：「現時必須依靠大陸。特區政府哪有必要規劃經濟？緊貼『十四五』規劃來做便好了。」
她強調，香港與內地之間並不是競爭對手，而是互補合作夥伴關係，應該透過大灣區打造一體化市場，共建科技創新平台，以更強大的議價能力開拓國內、東南亞市場，繼續發揮香港的潛力。兩地官員要加強溝通、學生要多學環球地理知識，改變對本地經濟的傳統認知。
丁新豹：孕育多方人才 貢獻近代中國
丁新豹教授則從人才角度檢視香港如何貢獻中國。他指出，馬禮遜學校等教會學校在香港開辦，以近代新知孕育了一批維新改良主義者，在中國辦實業、倡新學新政，提倡留美幼童計劃的容閎、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華人律師伍廷芳、近代啟蒙思想家何啟為表表者，當然少不了在港讀醫、發動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創立首個反清團體。在廣州越秀山上有一座涼亭，掛有「實現共和」的石匾，紀念香港人對革命的支持，包括金主李煜堂、林護、謝纘泰等等。
另外，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香港亦是內地物資一個重要的轉運站，包括廖承志當主任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為新四軍及八路軍招納捐助、宋慶齡在香港也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反映香港由洋務運動開始，一直對內地政局有一定的影響。
除此以外，19世紀的香港相比亞洲其他地區，擁有的知識都是領先的，他舉例，日本人經過香港的時候總要購買《遐邇貫珍》吸收新知，所以香港在近代史上的傳播能力不可小覷。但是，當他人已汲取足夠知識，香港的中介角色便會告一段落，例如，現在內地學生的英語水平甚至比香港學生更高。因此，香港的未來重心必須落在創科經濟，維持中西文化、思想交匯的中心地位，「沒有自強之道，只待別人淘汰」，他感嘆道。
港人應給中共一個機會
擔任主持人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執行副所長鄭宏泰博士提到，香港的發展向來側重經貿，當牽涉內地政局時，往往都會為社會帶來不穩定，但有人卻認為不應該過於側重經貿，忽略政治、文化問題，我們該如何定位香港？
劉佩瓊教授認為，《憲法》與《基本法》對香港的政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要認同、喜愛自己的家鄉。香港是一個由多地移民組成的多元文化社會，不同年代可以發展不同產業、文化。「當今天國家發展十分富強的時候，我們最重要是迎頭趕上，令香港變得更加輝煌。」她坦言，中國共產黨經歷100年，哪會沒有錯誤？文革便是一例。關鍵在於中共有所進步、改正錯誤，而我們也應該給中共一個機會。
丁新豹教授則回顧本地政治發展，指出港英政府不想香港牽涉內地政治，一直盡力平衡國共兩黨的勢力。在麥理浩的改革下，意圖拉開中港兩地的距離，令中國無法取回香港。另外，香港人當時也沒有條件談政治，因為管治權力都是握在英國人手中。因此，回歸前香港都是一個去政治化的環境。回歸之後，整個環境都改變了，「有些事情都不得不談政治。」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中國人，同時中港兩地的意識形態是背道而馳，因香港長期受到西方思想影響，不認同內地某些看法，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但不需要藏着不談。學生要真正認識中港兩地差異，必須讀透歷史背景，才能求同存異，繼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