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說在太平盛世，思想和學術自由影響學術成果，即使在政治動盪的環境中也是如此。
中國古代有兩個文化鼎盛的時期，恰恰這兩個時期就是政治上的「亂世」。這兩個時期，一個是先秦時代，一個是三國時代。造成文化思想鼎盛的原因，與思想及學術自由不無關係。
先秦時代可謂百家爭鳴。漢代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序》分析這種現象的成因：「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說話很明顯指出九流十家興起的背景，是和政治混亂有關。由於政治混亂，國君對人才的需求特別大，希望有能之士提出治國之方，使國家在亂世中脫穎而出，形成思想自由的大環境。
先秦和三國都渴求賢才
三國時代又如何？這有賴當權者的提倡。曹操為了加快實現統一全國的願望，分別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下達了三次的《求賢令》（史稱「求賢三策」）。
三次《求賢令》在八年間提出，求才若渴，多多益善。三次《求賢令》的主題都是，人君不介意人才個人的節操和德行，也不介意門第高低，只要具有智謀和能力就可。當然這包含了給予人才在思想和行為上的自由了。
中國近代抗戰時期，也經歷了一輪政治動盪。當時北方很多地區淪陷，連大學也無法運作下去，被迫遷徙到西南大後方，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中國著名學者何兆武著有一本書叫《上學記》，回憶在西南聯大時期的學習經歷，也總結了這段時間學術成並無因政治動亂而受影響的原因。「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予它自由發展的條件。一個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
不用說，在當時校長梅貽琦的領導下，西南聯大學術人才輩出，不少更成為不同範疇中的殿堂人物。可以舉出來的名字，如蔣夢麟、馮友蘭、豐子愷、黃昆、張宗廉、楊振寧、周培源、吳大猷、華羅庚、陳省身、錢鍾書、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陳寅恪、錢穆、傅斯年、錢思亮、毛子水、鄭天挺、卞之琳、錢玄同、吳宓等，不都是科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學、歷史、數學各方面的頂尖人物嗎？由他們教導出來的學生，亦於近世佔據了學術版圖，是創造深邃文化成就的一代。這些成就都得力於當時學術和思想的自由。
允許自由是大學的使命
《上學記》記載了兩件事情，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當時一位教政治的學者，名叫周世逑，開課之初和學生討論甚麼叫政治學。一般定義政治，當然會舉出孫中山的說法：「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眾人之事。」但周世逑大膽地說這個定義是錯誤的。他反問：「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伙食帳。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註冊組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這種被視為對政治大人物的挑戰，在倫理層面上或是「大逆不道」的，但在學術領域中卻容許，而且是推動對事情更深刻探索的原動力，而這也建基於學術與思想的自由。
又一個例子，何兆武親耳聽到理學院兩位學者黃昆和楊振寧的對談。黃昆問楊：「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問以為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地樣子，說：毫無 originality（創意），是老糊塗了吧！」這種對學術泰斗、殿堂人物所表現出來的輕慢態度，表面上是不敬，但實際卻是互相砥礪的動力。所以何兆武也很認同和珍惜：「年輕人大概需要這種氣魄才可能超越前人。」學術自由，超越了人的階級和社會定位，就有這樣的顯著意義。
最近香港大學因副校長委任的拖延引起了很大的風波，也被一些論者引為政治干預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例子。看看過去歷史，政治干預還是容許學術自主、思想自由，哪種做法對社會、對文化、對學術的影響較正面，不是不言可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