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到要如何理解當前的政治變局，我會說現在正值魏晉之際。
曹丕篡漢，司馬氏專權，最後篡魏，在歷史朝代更替上，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但如果細細道來，其中的區別可說是非常大。呂思勉認為，司馬懿一生用盡深刻心計、暴虐手段，全是為一己之地位，絲毫沒有曹操匡扶漢室、平定天下之意。
曹操亡歿後，司馬氏得志，忠君愛民之心地、光明磊落之行為，全都看不見，只剩下自私自利之心地、狡詐刻毒之行為。晉明帝曾經問王導，先人如何得到天下？王導告訴他司馬懿如何發動政變、誅殺名門望族，以及司馬昭弒君之事。晉明帝聽罷，羞得把臉伏在牀上道：「照你的話，晉朝的基業又哪會長久？」
回到香港，儘管回歸前人心浮動，不過中共卻以實際行動來證明香港平穩過渡，讓世界知道香港尚健在。可是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魏晉之際：後政治幻滅時代
所謂魏晉之際，其實與今天港人所遭遇的差不了多少：這一段時期是政治上變動最為劇烈的時候，也是許多人政治幻滅的時候，代表着國家最高正義的政治問題不能再談了，一談就會招來殺身之禍，甚至只要稍稍觸及現實，就可能會被政敵盯上，被當局先記上一筆。
在社會的急劇變動中，人們感受到人生的無常，人生觀因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相對於今人遠走高飛，政治上的幻滅、人生觀的改變在魏晉之際卻催生了哲學上的發展——眷懷魏室、不與司馬氏合作的人，皆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以自然的名義反抗專權。這也是魏晉玄學出現的時代背景。
這種對於現實的希望破滅，催生了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次大轉折：人們徹底放棄熱衷的名教，徹底擁抱自然。郭建龍在其《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中，指出竹林七賢中，如嵇康和阮籍將思辨的力量指向了政治本身，將政治荒謬之處通過邏輯的力量予以展示，提出將名教排除在自然之外，徹底否定了政治對哲學的干預，這就是嵇康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中國文人第一次嘗試擺脫集權帝國的束縛，尋找真正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每個時代也有它的鍾會
因此，當時人物對名教與自然的立場，即是自身的政治立場。嵇康就是一個例子，他娶了曹魏宗室之女，在政治上反抗司馬氏，在思想上主張自然。另一方面，一部分不承認司馬氏政權合法性的士人，也選擇以不出仕的方式來表達不滿。作為應對，也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司馬氏往往以高壓手段，威迫疑似心懷不滿的人出仕為官以表明政治態度。同時對於堅決抵抗的人以殘酷手段對待，嵇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殺害的。
歷史總是如此巧合：司馬氏近臣鍾會指控嵇康的隱遁不仕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而偏偏現在也有人指摘不參選為「選舉攬炒主義」，任何不參選、不合作、不妥協、阻止他人參選，都是在煽動對新選制的政治抵抗。可見在每個黑暗的時代，都有屬於該時代的鍾會，但如嵇康般不畏強權，展現人性光輝和魏晉風度的，卻寥若晨星，而且大都不得善終。
以思辨精神戳破虛偽假象
以往讀歷史，經常提到玄學空談誤國，加速了西晉的滅亡。現在看來，明顯是這種思辨精神為當權者所深深忌憚，才被冠上誤國之名。事實上，用現代語言來說，所謂玄學其實是一種質疑精神，一種方法論，對五花八門的現象提出質疑、辯論，恢復人的思考能力。以阮籍為例，他的政治傾向並不是單純的親曹或親司馬，他對政治事件的判斷，也不是單憑情感趨向，而具備了卓越獨立不偏不倚的認知，具備了最樸素的公正、悲憫、自由和良知。
余英時也認為，「自漢末到魏晉，士大夫的精神還是有其積極的、主動的、創造的新成分，不僅僅是因為在政治上受到壓迫和挫折才被動地走上了虛無放誕的道路。這個成分便是『個體自覺』或『自我發現』」，而這恰恰是當權者最難以容忍的。
這種思辨精神正是當前香港所最需要的：在假話連篇和假新聞充斥的社會裏，我們要用思辨的邏輯去分析問題，不要人云亦云，以此打破舊觀念，揭露政權的虛偽。另一方面，在思辨的影響下，人們開始探討建立一套更加科學的人才鑑別標準，於是品評人物就成了玄學的第一個主題——對於目前政權用人只要忠誠、不分好壞，同時民主制度被摒棄、人才選拔機制完全被扭曲的情况，我們更需要一種在體制外能有效品評人物的辦法，不讓那些只懂媚上、胸無點墨的人，可以恬不知恥、毫無代價地獲取權力——這也是擁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在一個不真實的時代裏最能夠做的事。
活在歷史的至暗時刻
讀史讀到魏晉之際，方感到諸葛亮知其不可而為之、出師未捷身先死，其實並沒有什麼遺憾。自此以後，歷史迎來了至暗時刻，吞噬了正義的光芒。英雄和名士皆成為歷史陳迹，集權的籠子裏再沒有自由的鳥兒，不管做官還是富貴，到最後都不能保證善終。於是人們轉而追求享樂主義，放棄那些渺茫的希望——這恐怕也會是今後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與形態。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