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央邊陲矛盾與儒法之爭

筆者在〈21世紀中央帝國的尋秦記〉（ 2021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國以法家體系治國，因而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而在〈美國對華的邊陲戰略與戰略操縱〉（7月6日）一文中，則指出拜登政府是以「中央─邊陲矛盾」的思路來構建其對華政策和戰略，旨在觸動北京的神經，誘使中央加快與邊陲地區的融合，來進一步擴大矛盾。

本文旨在填補兩篇之間的空白，說明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歷史上的儒法之爭

儒、法兩家學說的衝突在中國歷史上有着相當重要的意義。漢武帝獨尊儒術，實質上是兼用儒法，實行「外儒內法」後，儒法國家終告誕生，成為歷朝的正統意識形態和體制。

然而，無論在儒法國家誕生前或衰落後，儒法之爭始終交織不斷——六國與秦之爭乃中原文化與蠻夷文化之衝突，轉化為儒、法衝突，就連秦國本身，也至少出現過4次近乎儒法之爭的思想大交鋒。清朝滅亡後，國共意識形態之爭也是一場儒法之爭。至於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毛澤東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令批儒為主題的政治運動此起彼落。

儒法之爭這框架在21世紀依然適用，是由於儒、法衝突最初就是中原文化與蠻夷文化之衝突，實即中原與邊陲文化之衝突，其格局與今天的中央─邊陲矛盾十分相似，只是儒、法兩者倒轉過來而已。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今天可以理解為對統治者的監督和議論評價，孟子的仁政主張等於是提倡對老百姓不能強迫，要自覺自願，當中包含着人道主義和民本主義，不少地方與西方思想有相通之處。

儒法之爭：中原文化對抗西戎文化

胡克森在《融合：春秋至秦漢時期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文化思考》一書指出，法家思想具有濃厚的戎狄文化特色，而到了戰國時代，三晉成為法學理論家的淵藪，其原因是中原知識士人總結綜合戎狄文化的生活習俗和土著制度，從而將其提升到理論高度。

商鞅之所以在秦國變法成功，秦國信息的封閉、百姓的愚昧、道德文化的落後、人民缺少民主意識和對較高生活的追求，是其具有專制極權特徵的變法之所以推行成功的主要原因。這一切都證明了法家的戎狄文化特色。

簡單來說，中原文化圈的優點就是它的人本文化、道德文化，以及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而秦文化的優點就在於它的軍事優勢和政治法律制度，將兩者濃縮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就是儒家和法家的分野。秦國表現的是硬實力，而中原表現的是軟實力。

因此，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秦統一的完成，是秦國西戎蠻夷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初步勝利。秦國的硬實力令它完成初步的民族大統一，具有歷史必然性。然而，一個缺少高度精神文化、缺少大多數下層人民從內心深刻認同的政權，是不可能長久的，更無法使民族文化融合深入發展下去，這一點亦令秦國的滅亡具有必然性——秦王朝的覆滅，漢王朝的上台，就是中原文化反抗秦國西戎文化的結果。

真正統一須建立在文化融合之上

不過漢王朝全面汲取了秦國失敗的教訓，在政治軍事上承繼秦國傳統，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文化，從而將兩種文化全面融合起來。漢民族的形成便是文化融合成功的結果，使統一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和常態。

漢代秦立，很大程度證明了單純的經濟發展、政治制度的完善、軍事武力的強大固然是統一的重要前提，但真正能夠解決長期問題的還是文化融合。換句話說，真正的統一必須是建立在民族文化融合完成的基礎上，一定程度的民族文化融合是統一的前提，而統一後也需要進一步去處理文化融合問題。很可惜，法家思想及體系對此可說是無能為力，甚至每每火上加油，最後導致政權的垮台。

事實上，同樣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與今天習近平所面對的問題，本質上並沒有很大差異，但是劉邦對漢代加強中央集權制、削弱諸侯王勢力問題，卻不僅僅視之為一種政治體制的轉換問題，同時也意識到是一種文化融合問題，其努力到武帝時代終於開花結果，使得漢王朝的文化融合是歷代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