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轉捩點上的香港

2019年起，香港經歷了九七回歸以來至為動盪，甚至可說驚心動魄的歲月。

2020年，政治局面未見突破，且因國際政治（特別是美國）的反應和介入，北京加強了對特區的全面管治力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於6月底通過《港區國家安全法》，在全球近年急變的地緣政治下連環發酵，為香港的未來增添新變數。

2021年3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定，修改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強調要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並設立資格審查機制，確保「愛國者治港」，對特區政治的發展影響深遠。

「後國安法」年代的香港

本書最後停筆於此刻，但為何書名仍以「香港2020政局反思」為題，除因書中內容和分析主要以直至2020年底的情況為基礎外，乃考慮到《港區國安法》是香港的關鍵性轉捩點，從此進入「後國安法」年代，所以2020年才是政局真正的分水嶺，各方勢力開始重組，一國兩制的未來也須重新思考。

實施《港區國安法》及通過新選舉制度後，社會上反應兩極：有渴求撥亂返正、把「反中亂港」者摒除出局，喜迎「二次回歸」，從此愛國者治港；也有悲憂「一國兩制終結」，促成新一輪的政治移民潮。

樂觀與悲觀，既視乎對中國內地發展和內地制度的取向，也因受持續兩年的本地政治折騰而產生的不同感受，以及愈來愈主宰着港人心情和意識的黃藍「顏色價值觀」所決定。兩極雖對立，但反映同一現實，即自回歸以來實踐的一國兩制正處於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

舊有設想和假設似被新形勢、新情緒所拋棄，無以為繼，但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未來的唯一選項，其前路又可如何邁進？香港還可有第二次歷史的機會嗎？

表面上，一切源自「反修例」運動，或泛民主派和異見者論述形容的「反送中」抗爭。當特區政府於2019年2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及相關法例時，相信無論政府官員或一般人皆不會意料，修例竟會一石激起千重浪，甚至早期對法案持質疑立場的泛民主派政黨以至部分法律界人士（如大律師公會），也曾以為反對修例、迫使政府作些讓步，最後法案仍會在立法會佔多數的建制派議員支持下得以通過，就如當時個別政府官員常引用的高鐵「一地兩檢」立法般順利（其實兩者本質不一，不應相提並論）。

當特區政府於2019年2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及相關法例時，相信無論政府官員或一般人皆不會意料到，修例竟會一石激起千重浪引發連串事件。（亞新社）

回不到過去的香港

現實卻是，反對修例的社會聲音愈來愈大。至當年5月，中央官員已表了態，明確支持修例，似乎事情應就此定下來，這是我當時跟一些建制中人接觸時得到的印象。但情況卻相反，反對浪潮愈滾愈烈，蔓延到不同界別和階層；我心感不妙，也向一些內地朋友反映，並提醒一些行政會議成員，不要低估今次反修例的政治震盪。

6月9日（星期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反修例遊行，聲稱有103萬人參與（警方估計高峰時有24萬人），比2003年反《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的人數多出很多。

群情洶湧起來，預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正在集結，會否變成超強颱風，猶看政府怎樣處理危機。但政府發言人當晚迫不及待地回應說，修例仍依計劃恢復二讀辯論，予人不理龐大民情之感，遂引來大批激進的反修例抗爭者於6月12日（星期三）包圍立法會大樓，試圖阻止建制派議員入內舉行會議迅速通過修例法案，並與警察發生嚴重武力衝突。抗爭者及泛民主派指控警察濫用暴力，本地及國際輿論也強烈反應，網上聲音一面倒地批評「警暴」。

在這回歸以來至為震撼香港的一個星期，我身在海外，但心繫香港，透過媒體及臉書知悉事態的發展，感到很痛心。6月15日（星期六）下午我回港當天，趕及看到林鄭月娥特首終於宣布無限期押後修例二讀的直播，實際上就是擱置了。

但是局面不見得就可以這樣解決，因為經歷了此次修例爭議及由此全面發酵的民情，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發聲，香港已回不到過去。

抗爭者及泛民主派指控警察濫用暴力，本地及國際輿論也強烈反應，網上聲音一面倒地批評「警暴」。（亞新社）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自從2017年7月政府換屆離任局長後，我一直維持不評論現屆政府工作的立場。因曾身處管治核心的「熱廚房」，我完全明白今時今日政府施政之難、管治之複雜，亦對眾多每天忠誠工作、服務市民的公務人員心存感激。因此離任後我不會隨意指點政府裏的前同事，添煩添亂，且不在其位，難謀其政。

可是2019年中的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整個政府陷於四面楚歌，公信力和公權力遭到嚴重挑戰，我不能不打破緘默，遂透過《信報》安排，發表了我落任後首篇〈對時局的反思〉（6月17日），是為我接續公開不定期地評論政局發展之始^[1]。但我仍堅持不當時事評論員，經常婉拒一些本地和海外媒體訪問，若偶而接受專訪，則主要針對關鍵大事。

我不否定修例在移交逃犯和司法互助上的需要和理據，但認為政府顯然錯估形勢。無論其背後考慮及法律觀點如何，現實上就是很多人都不明所以然，若在社會各界廣氾存在各種大大小小的質疑下，政府不顧一切但求迅速通過修例，只會加深人們的陰謀理論，認為背後定必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圖。

政府說很多人誤解修例建議，若此更不能在社會上不明不白下就通過修例，何況今次罕有地兩大律師團體及無數資深法律界人士，均對修例存疑以至持否定態度，若政府不能說服法律界，又怎能期望一般民眾接受呢？因此擱置修例是必要的，此乃一個按《基本法》須向特區負責的政府應有之義。

但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修例爭議只是社會累積多年深層次矛盾的爆發點，事態發展已經超越黨派之間的日常政治角力與動員，或所謂「黃絲」、「藍絲」陣營之爭了。除了6月9日、16日兩個星期日以起碼數十萬至百萬計市民（主辦單位說分別超過100萬及近200萬）蜂擁上街遊行抗議外，更有愈來愈多年輕人走出來進行形形色色的抗爭，不同社群發動癱瘓性行動，在在顯示普羅大眾、社會各界都躁動起來，對政府的信任陷入前所未見的低谷。

愈來愈多年輕人走出來進行形形色色的抗爭，不同社群發動癱瘓性行動，在在顯示普羅大眾、社會各界都躁動起來，對政府的信任陷入前所未見的低谷。（亞新社）

掩蓋不住的深層次矛盾

站在前線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處於不斷擴大的抗爭行動的風眼，承受了沉重的政治壓力，而這些壓力本應由我們的政治領袖（政府領導層、政黨領袖及立法會議員）去承擔和化解，這屬他們的本份。可是後來演變成為持續的警民對壘衝突、暴力上升，釀成本應可以避免的悲劇。

政治領袖們有責任溝通各方，不讓種種矛盾進一步激化，把結愈拉愈緊、愈拉愈死。本來劍拔弩張下，無論情緒如何激動，各方仍須審時度勢，不因一時之急、一念之差，而令香港陷入無法自拔的死局；政府尤須朝着和解、負責的方向去善後補救。可惜事與願違。

我願意相信大部分示威抗議的青年學生是出於焦躁、憤怒和恐懼而自發行動，但也受到政治人物和網上的激烈言論所鼓動。他們關心香港的未來，因為這就是最終由他們這一代去面對的未來，他們害怕失去其心中的香港制度和核心價值，卻苦無方法及出路（除了上街呼喊及一些自我行動），因為我們管治體制的缺陷，難以在高度自治下透過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機制去解決重大分歧，尋求主流共識。

「撤回」修例不表示事過境遷，以為風暴之後，一切便「自然」地回復正常，因為經歷了因修例所全面引爆的政治風暴後，民心已變，暴露出來的深層次體制性矛盾，對香港如何走下去影響深遠。

2019年是香港的重要轉捩點。

我的一代不少受到五十年前「保釣」反殖運動所政治啟蒙，今天不少新生代的政治啟蒙卻始於2014年的「佔中」及「傘運」，再受今次反修例抗爭的洗禮。他們不認同政府的解釋、不願意疑中留情，因為他們不相信目前的政治制度、不信任其所產生的政府，以至不信任政黨及建制團體。

經過此役，日後管治只會更困難，故以為只要搞好經濟民生便可走出困局，只屬「鴕鳥」心態，回歸二十多年的惡性循環只會愈滾愈烈。「一國兩制」也面臨嚴重衝擊，反修例抗爭在政治表述上矛頭指向內地體制（所謂「反送中」）。事態在之後的激進化暴力發展，以及日趨上升的排斥內地甚至否定中國的情緒，說明抗爭風暴已經質變。

「大小精靈已從瓶中釋放出來」，返回不了過去。網絡時代民間抗爭模式已經登場。（亞新社）

網絡時代民間抗爭模式啟動

反修例事件及其後演變，帶出幾個值得關注和反思的重要現象。

首先，民心思變，尤其是新、中世代對現有體制的疏離感日甚，不少選擇了與之對立的定位，視為「雞蛋對抗高牆」，以維護其心中的公義和保衞其心中的香港價值。當然，反政府、反體制的不是社會的全部，與之對衡也有另一邊的聲音和力量，而且政治動員必有種種雜質及多元動機。

但從 2019 年幾次大遊行之龐大規模、向公權力衝擊行動之頻仍，以及愈來愈多年輕人自發動員，可以清楚看到，挑戰以至否定建制的力量不容忽視。2019 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及自決派所謂年輕「政治素人」囊括大多數議席，說明本土政治板塊之重大移動。若不肯承認此現實，加以深究，了解因由，就不可能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第二，「大小精靈已從瓶中釋放出來」，返回不了過去。網絡時代民間抗爭模式已經登場。一項引起市民不安不滿的修例爭議，本來不應就此演變成為管治亂局、死局。但修例觸發了不少港人累積多年對內地制度的偏見、對「兩制」關係的不信任，以至人人都從最壞、至極端之處，去想像修例的影響和終極含義，加以政府解說乏力，擺出不顧一切強行通過之勢，遂使一總矛盾全面發酵，一發不可收拾。

年輕一代，包括大、中學生，經歷了自2014年起違法的「佔中」、「傘運」的政治挑動及其後的低氣壓，一方面有感於那些「抗爭」改變不了政治現實和體制，但是另一方面又要以其本世代的論述與前衞性行動，去衝擊體制及挑戰歷史的局限。

第三，年輕人及少數人的激進化，也會影響同情他們理念和行動的其他人，一同激進化。荷蘭社會心理學者Kees van den Bos在《為何人們會激進化》（Why People Radicalize）一書中提出，當受公共權力和制度不公對待及剝奪之感持續累積，反感愈大會愈強化一種道德力量，去採取一切行動保衞視為應有的公義和價值。^[2]

關鍵就是「公平」問題──制度上、施政上、處事上。他主張公權機構以「軟答案回應硬問題」（”soft solutions for a hard problem”），還公民與不同異見者予尊重與尊嚴，廣聽各方，跟進其關注的問題。香港的抗爭者常說「若水」（Be Water），其實當政者也應「若水」處理，若只是以武對武，客觀上助長社會進一步激進化，無奈香港自 2019 年下半年卻的確走上此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