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性的三個特徵

「經驗地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存在,不僅沒有過時,反而為中國帶來愈來愈大的現代性。」

編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人文社科學院代行院長、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於2021年4月7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專題發表報告。今特分兩日轉載,以饗讀者。

90年代蘇聯、東歐解體之後,正當福山教授(Prof. Francis Fukuyama)宣布「歷史終結」之時,中國伴隨着鄧小平先生的「南巡」,開啟了一段新的歷史。中國做了什麼呢? 簡單地說,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三個可持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穩定,以及可持續的制度支撐與領導。

中產階級是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石

第一,我們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這一點大家看得很清楚,有一大堆的數據。 一個基本的指標就是,我們從80年代當時那麼窮的一個國家,那麼封閉的一個經濟體,成為現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最大的貿易國。對這樣的經濟發展,我們也要看到1949年以後在毛澤東時代所奠定工業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也不可能達到後面那麼快速的發展。

我們現在已經有4億中產。這是什麼概念? 相當於美國的總體人口。1945年到80年代,因為凱恩斯主義及福利國家的擴張,美國、歐洲大部分國家的中產達到70%。 這個成就是很大的,80年代以來西方是低估了這段時期的成就的。正是這70%的中產階級使得美國這兩個政黨不會走極端。

今天為什麼美國產生這樣的分化呢? 因為中產階級從70%下降到50%。任何一個社會經歷這樣一個下降過程的話,肯定都會產生很多問題。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它叫中產社會,現在叫”Plutocracy”,就是變成富豪社會了,從中產社會到富豪社會,這個轉型是非常致命的。而對比同一時期的中國呢,中產一直在增長,到現在為止還是在增長,這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的重要要素。

中國實現可持續經濟增長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建立了一個愈來愈具有中國文明性的經濟體制。在《制內市場》(Market in State)一書中,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既不是西方說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西方式樣的自由市場經濟,我們用「混合經濟」的概念來概括也不是很恰當。 我把它稱為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

西方在羅馬帝國解體前,仍以政治和經濟合起來管理。圖為一幅描繪羅馬時期的商業的龐貝壁畫。(Wikimedia Commons圖片)
西方在羅馬帝國解體前,仍以政治和經濟合起來管理。圖為一幅描繪羅馬時期的商業的龐貝壁畫。(Wikimedia Commons圖片)

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

經驗地看,從漢朝到現在,中國永遠是一種三層資本、三層市場的體系,上面有國有資本,底下是一個龐大的,以中小型、微型企業為代表的,以企業為主體的龐大民營資本;中間層是政府跟民營資本互動的,近代把它稱為「官督商辦」,今天稱作”PPP”。頂層的國家資本,底層的私營資本,還有一個中間層,三層資本和市場維持一個平衡和均衡狀態。

除四個階段[1],中國這三層資本是非常均衡的。這種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有深刻的歷史淵源,與西方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完全不同。在羅馬帝國解體以前,西方人對經濟的看法和我們都差不多,「經濟學」原本叫做「政治經濟學」。我們以前「經濟」和「管理」常常放在一起,這是符合中國傳統的。在中國傳統裏,管理經濟、發展經濟是政府內在責任的一部分,這個觀念至今都沒有發生過變化。

西方羅馬帝國解體以後,統一的中央政權就沒有了,接着就是城市的崛起,而城市的主體就是商人。商人要擴大市場,國王要統一國家,這樣他們的利益就走在一起了。 但是商人對國王不信任,說「我可以借錢給你,但是怎麼保證我借給你的錢能還給我呢?」那就是要簽一個合約,保護私有產權。但商人說,「這還不夠,因為你掌握着軍隊,如何保證你履行合約呢?」於是商人就又提出要求,你要把議會給我。所以這就產生了現代我們看到的西方政治制度,以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

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一直認為經濟發展是政府責任的一部分。 西方經濟學主要是學供求關係,供求關係的背後是市場,而中國的《管子》經濟學叫「輕重」,輕重的背後就是政府,所以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典型的政府經濟學。 因此,我們需要得到的啟示是,西方目前實施的這一套制度並非普遍適用(universally applicable)的,完全是西歐特殊歷史的產物[2]

這種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有許多優勢。中國改革開放40年過程中,這個世界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中國為什麼逃避了這兩次危機或者有效地應對了這兩次危機呢? 這就跟國家主導型的政治經濟體系緊密相關。現在政府要干預經濟,怎麼干預呢?

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的救命草便是量化寬鬆,可是派錢不是解決問題,派錢只是把問題推到後面去。(Shutterstock)
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的救命草便是量化寬鬆,可是派錢不是解決問題,派錢只是把問題推到後面去。(Shutterstock)

西方國家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一個是通過稅收,但是如果債務過大了,稅收手段就受到限制。第二,通過貨幣政策,就是利率和銀行系統,但如果利率為零甚至為負,那麼貨幣政策就受到限制。這兩個都沒用的情況下怎麼辦呢? 只能量化寬鬆,去派錢。但派錢不是解決問題,派錢只是把問題推到後面去。中國除了這兩個以外,還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這是非常重要的。國有企業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但是國有企業的存在是中國經濟體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在社會主體和經濟主體間求取平衡

第二,我們在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同時,還實現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跟社會穩定並不是絕對正相關的。很窮的社會不見得很亂,但是經濟發展弄不好,反而會導致社會動亂。前幾年,中國社會討論要學習托克維爾的書《舊制度與大革命》,討論的就是經濟發展以後的社會動盪問題。其實美國的例子就是印證了經濟發展不見得社會穩定的事實。

但是中國如何做到了?一方面當然還是得益於我們的發展。在過去40年,我們有8億人口脫貧,這個數據是非常驚人的。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迪頓(Angus Deaton)的《逃離不平等》(The Great Escape)中,作者認為基本上前面40年在世界脫貧的問題上,大多都是中國貢獻的,印度也貢獻一點點。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8年,1個億的人口脫貧。 對我們來說已經做到了,但是從世界經濟史上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做到過。當然,扶貧主要解決的是絕對貧困的問題,相對貧困是永恆的。下一步怎麼做呢? 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但從「三個主體」的關係來看,對此我是很有信心的。

第三,就是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的制度支撐和領導。這是前面兩個「可持續」實現的重要原因,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現代性的重要體現。首先,「支撐」很重要,要實現這個目的我們的制度就必須與時俱進。馬克思說的對,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急速發展,上層建築肯定隨之變化。但是我們做到與時俱進還不夠,我們還要引導社會經濟的變化,這一點是比較困難的。 這樣大家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當下對高科技公司要進行反壟斷。有些地方要大量投入,有些地方要限制,不要使得整個社會失衡,這就是引導。共產黨作為政治主體,一定要協調好社會主體和經濟主體之間的關係。

從根本來說,「三個可持續」是正確處理了三個主體之間的關係,即經濟、社會和政治主體。 企業是經濟的主體,人民是社會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是政治的主體。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一個政治主體,如果這個政治主體出現問題了,那麼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問題。

注釋:

  1. 中國歷史上曾有四個比較短暫的階段,脫離了這三層資本的均衡狀態,走向了國家主義。第一個就是兩漢之間的王莽改革;第二個階段就是宋朝的王安石改革;第三個階段就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個就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時代的改革。當然,這四個時期的改革也都是為了應付之前產生的危機,或者為了實現新的國家目標。在這個時期,國家佔據了絕對主導的地位,市場不見了。
  2. 這裏也必須指出,這個體系並不是像西方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在東亞文化儒家文化圈,說政府不要管經濟,人家會罵死你;在美國,如果說政府怎麼管經濟,人家也會罵死你。這是兩種文明,美國的文明有文明性,中國國家的文明也有文明性。

原刊於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現代性」系列二之一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