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央領導人提出一份功課，要求特首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從此，歷任特首便要定期交功課似的，頻頻回答這個問題。何謂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綜合多方面的資料，大概可歸納為下列各項：
- 產業高度單一和空心化；
- 貧富懸殊；
- 青少年缺乏多元出路，向上流途徑；以及
- 樓價高企，影響生活質素，令市民有挫敗感。
管治矛盾 缺乏專業
記得筆者在2014年10月16日在本欄曾撰寫一文，題為〈香港產業單一化的成功之路〉，我口中的成功之路實在暗諷香港已走上產業單一化的不歸路。董特首剛就任時，財政司長梁錦松先生着力打造本港為金融服務中心，眾皆稱善。
反而筆者當時極有保留，我在文中這樣說：「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任由市場主導產業的發展模式及方向，在我看來非常不智並令人十分著急。」我指出：「港府決策者錯過發展尖端科技行業的時機。」現在看來，絕非事後孔明。（我在文中分析香港輕工業轉移廣東省後，應發展尖端科技。）
在我的心目中，本港的深層次矛盾，歸根究柢，主要是制定政策的過程缺乏專業的研究基礎，筆者下述幾篇刊於本欄文章亦曾有論述：
2017年8月30日〈特區管治的困境與出路〉文中提出，特區管治的深層次矛盾為政改步伐未能向前踏步，政務官治港流弊叢生，政策制定時未有研究先行，現在重溫，仍有一讀價值。
2018年1月26日〈香港欠缺可持續發展的教育規劃〉引申去其他決策局，亦可作如是觀：有的是空洞願景，短期計劃。
我的想法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源於一些管治的結構性矛盾及文化。
需大幅提高官員執行力
一是沿用前朝舊制，政務官職位調動頻繁，主政的人未能專業化，需要每個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或其他專責秘書長任期可以延長，問責局長的轉變，不應亦不會太過牽動其中層、高層官員，讓他們有時間可以專業成長。
二是政策制定前未有深入研究，就以特首2017年《施政報告》為例，當時建議教育方面在8個範疇，設立專責委員會去研究及解困，表面上似乎符合研究先行的做法，但8個專責小組各自研究其實互有相關的教育問題，各自先後做出報告，成效存疑。（8個範疇分別是：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安排、評核制度、職專教育、自資專上教育、校本管理、家長教育、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等，看上去有些極零碎，有些互有牽連，但未能全盤着墨。）
三是問責制成立後，制定政策前的諮詢淪為裝飾工程。筆者曾建議每個政策局應設立研究組織，甚至是每所大學的學者配對支持一至兩個局的政策研究，現在《施政報告》發表前的走馬看花流水式諮詢，只是徒佯裝飾的花瓶。除了政策制定，各官員的執行力，亦要大幅提高，才可解決深層次矛盾。
記得去年優質幼稚園報告書曾提及，幼稚園學生的活動空間太少，亦有考察團在南韓、日本考察歸來後，建議各區要設立幼稚園學生的活動中心，亦有學界人士建議改裝空置校舍為合規格的幼稚園及幼兒分區活動中心，至今未見路線圖及時間表。
最近報章（4月12日）報道，政府3年花費1.5億做公關研究，挽救外界對港信心，這令人覺得政府做法可笑，猶如刻舟求劍。古語有云「反求諸己」。改善施政的方法，何捨近圖遠？敷衍了事！
老師說：「解決問題，從認識真正的問題開始。我們看見的問題如貧富懸殊、樓價高企、青年缺乏向上動力及歸屬感，是因還是果？若是現實的果，那麼因是什麼？」
筆者認為是決策的過程未夠專業、制定決策前欠缺研究、執行決策的人欠缺對政策的誠意，內化的時間及機會便是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