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芳碑

1952年在西安發現的司馬芳碑是北魏司馬準為其先祖司馬芳立的碑。司馬芳是三國曹魏司馬懿的父親。這碑出土時得三塊殘片，經拼合後，只有碑的上半截。從司馬準的生平，專家考定刻立的年代為 430 – 454 CE，是東晉和北魏的年代。現藏西安碑林。

《司馬芳碑》的字體在隸書和楷書之間，可以說是隸書轉化到楷書的過渡字體。自漢末開始，楷書己逐漸形成。三國曹魏重臣鍾繇（151 – 230 CE）精研書法，現在我們可以見到他的《宣示表》、《薦季直表》和《賀捷表》等，雖然可能是後人臨摹之作，但也可知那時楷書已經和我們現在所用的没有什麼分別。後來鍾繇的書法給衛夫人（272─349 CE）承繼下來，她又傳到王羲之（303─361 CE）的手裏。那是楷書一脈相成的體系。但字體的轉化也因地域而各有差別，而且魏晉南北朝長期戰亂和分裂，文化風格的傳遞不容易。大概南方地帶領先確立楷書體制，北方的書法延續着隸書的風格。隸楷的轉化延續了長達300年。

書法家在處時處地的特有環境下，各求精妙

由於不同程度的轉化，書法家在處時處地的特有環境下，各求精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慶幸有碑刻將當時的書法留存下來，才可看到那個時代百花齊放的盛況。所以北魏的碑刻是一個藝術寳庫，我們可以經過學習和參考，融入創作，豐富自己的表現力。就是基於這些原因，清代後葉包世臣（1775─1855 CE）、趙之謙（1829─1884 CE）和康有為（1858 – 1929 CE）等人提倡學習北魏碑刻的書法，碑學便一直是書法家不可忽略的範疇。

《司馬芳碑》書法活潑，它的橫畫斜向右上行筆，順應右手執筆的方便，採納了楷體有利於書寫的因素。它與同期的《王閔之墓誌》（358 CE）、《王丹虎墓誌》（358 CE）、《爨寳子碑》（405 CE）、《好大王碑》（414 CE）、《爨龍顔碑》（458 CE）等，有不同的趣味。這五個碑誌的書法都比較平直方正，剛強肅穆。《司馬芳碑》的書法則比較抒情，有動感。圖一取出《司馬芳碑》和《爨寳子碑》各一片段，以示兩者風格的異同。

和北魏很多碑刻一樣，《司馬芳碑》的筆畫都用方筆。它的點呈三角形，有時橫和豎也寫成長三角形，成釘狀，如圖一封字圭部的四橫畫，像簪針橫穿豎畫而出。圖二的字例舉出行字，它的撇、橫和豎共六筆，都是三角形，但長短組合有奇趣，右邊兩橫向右上飛出，宛如仙鶴展翅。另外圖二的炎字，除兩撇之外，就是六點，都略呈等邊三角形。因為排列和方向都作了微妙的變化，使字生動可愛。它右下角的點，向左下出鋒，更使字的主體有向右遊動的感覺。這種右下三角點的處理方法，屢見不爽，如圖二字例中的兵、洪、莫、景、黃等字，都使字有動感。

隸書的雁尾，又稱波折，每字僅出現一次，理由在突出雄強有力和與眾不同的波折。後來的楷書也承繼了這一種美學傳統，一字最多只出一捺。《司馬芳碑》喜出波折，一字常有多於一次波折。但它也有捺，用來取代隸書斜向下行的波折。圖三舉出《司馬芳碑》的文和未字和隸書（取自《崋山廟碑》）作比較，可以看到它們的捺就是將隸書較圓的波折改作方角的用筆而成。這是隸楷轉化的特徵，採納了楷書的筆法來豐富字體的形態。它的捺也一字只出一次。

除帶雁尾的筆畫之外，隸書的橫畫多用平筆或輕筆掠出。《司馬芳碑》將這種筆勢加重，變成呈三角形的波折。比較圖三文和未字的橫畫在《司馬芳碑》和《崋山廟碑》的形態便顯而易見。這種意態在魏晉刻碑中很常見。圖一《爨寳子碑》的諱、子、字、建、寧、樂各字的橫畫，也用向右上挑出的筆法。雖然它們較取方正之形，有異於《司馬芳碑》的三角形，但波折的意味是顯著的。在這種筆法之下，《司馬芳碑》在一字之内便常出多於一次的波折了。當兩個或以上的波折出現的時候，它們都有長短或輕重的變化，沒有互相爭奪的弊端，在圖二的行、洪、莫、黃和雅字中，便可見到那些波折的靈活運用。其中雅字隹部的四橫畫都出三角形的波折，幾乎平排掠出，但經過強弱參差的處理，反而鑄成韻味十足的結構。

讀着這碑的書法，令我聯想到初讀馬王堆簡帛時的心情。那些簡帛的書法留下了當時人運用毛筆書寫的隨意性，活潑生動，多姿多彩，對我有不少啟發。今年春天臨了《司馬芳碑》，現再略取其筆意，寫了孫中山先生的名言「知難行易」，附於文後，並希高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