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專訪許禮平先生（下）

志在出版，《名家翰墨》流芳

其實，許禮平最想搞的是出版，但出版要錢，所以先從書畫交易開始。

「我效法羅振玉先生的辦法，創辦翰墨軒，經營書畫業務，有了盈利，才可涉足出版，做我想做的書畫刊物。到1990年，我們出版《名家翰墨》，它的定位就是中國書畫類雜誌。」當時台灣有一些綜合性藝術類雜誌，但純粹中國書畫的好像還沒有，香港的情況也類近。

「名家翰墨」原是一幅隸書橫匾，為明末鄺露所書，許禮平偶得之於嚤囉街古玩店「大雅齋」二樓雅間。「第一期《名家翰墨》月刊出版後，好多人以為第二期就『收檔』了，因為當時採用157克銅版紙彩印，成本高昂，我們編選較嚴，印刷品質要求高。」

最初每期定有一兩個主題，到第四期，集中做李可染專號，第六期則為吳冠中專號，都很受歡迎。其後就朝着這個方向繼續辦下去，陸續印製了任伯年、齊白石、黃賓虹、林風眠、傅抱石等名家畫冊。

1994年《名家翰墨》月刊改成叢刊，其中一個系列就是《中國近現代名家書畫》，沿用月刊時期的風格，出版了張大千、豐子愷、潘天壽、傅抱石、吳冠中、陳少梅、宋文治等數十種圖冊。「當時傅抱石的資料不多，可供參考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們就集中做傅抱石，總共做了十多本。」

另一系列是《中國名家法書全集》，陸續出版了《王羲之/萬歲通天帖》、《宋徽宗/草書千字文》、《歐陽詢/夢奠帖》等。

「1972年，我在中環商務印書館，花了一個月的薪金，港幣200大元，買了一冊黑白珂羅版普通線裝本的《歐陽詢/夢奠帖》，真是咬牙切齒！現在是彩色印製，還加放大彩版，定價只不過港幣百多元，縱使是菲傭，一天的薪酬也可以買一冊了。」利於普及，正是許禮平的心願。

《名家翰墨》自30年前開始，出版至今，其專業與嚴謹，一直備受業界推崇。「除了被業內認可，還被讀者認可，夫復何求。有朋友把《名家翰墨》比喻作《石渠寶笈》，刊錄於其中的作品，都比較可靠，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鞭策，我們要更加小心，以免有負眾望。」

據說，幾年前北京城軒拍賣一套《名家翰墨》，就拍了10多萬元，是原來定價的三四倍，在翰墨軒，4萬多元就買到了。

「對我而言，出版畫冊，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楚每張畫的來龍去脈，例如印吳昌碩的書法，在浙江省博物館拍完照，還得去保管室查閱每張卡片，弄清楚其來源。每編一冊書，就是一次學習，而且是非常認真的學習，通過選擇書畫作品，或取或捨，就是學習。」書畫鑒定，也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現時的主要精力、人力都集中在編輯、出版上，很多人都在找我們的書，在出版方面，也能賺點錢了，可以繼續再出版了。」志在出版，許禮平堅持至今。

收藏隨緣，歷史文獻書畫

所謂「人無癖好，不可與交」，許禮平認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嗜好，有人愛玩鼻煙壺，有人愛看電影。香港不少的醫生、律師，平日工作壓力大，愛收藏古董、文物、書畫……也算是一種減壓吧。」對於收藏，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階段，也有不同的想法。

談及個人的收藏，「我當然喜歡齊白石、傅抱石、林風眠、溥心畬等大師的書畫，幾十年來曾收過一些，但現在價錢那麼高昂，許多作品早已易主，能留得住的沒幾件了，守住大師的作品，要很有實力才行。」

接着，他補充說：「藝術類的作品，張大千、傅抱石收不起，我會收一些比較冷門的，比如非畫家類的名人，像曾紀澤、楊度、陳立夫、梁實秋、李方桂、楊聯陞這類政界、學界名人的畫；還有對歷史有傑出貢獻的名人書法，例如張居正、顧炎武、丁汝昌、鄧世昌、李大釗、陳獨秀等。他們留下來的東西都非常少，需要有心人好好保存。至於廣東書畫，相對而言，目前比較便宜，還能收得起，但我心儀之作並不多。」

一直以來，許禮平對歷史抱有強烈的興趣，這種興趣延伸至收藏領域，便是對歷史文獻的關注與搜求。他自承「最初收東西很隨意，沒有系統，現在的收藏，主要集中火力於歷史文獻方面，遇到合適的就會買下來。這些都是真正的第一手資料，幾十年來，也收集了一些蠻有意思的東西。」遇到研究者需要參考這些資料，他也會供諸同好。

前些年，他比較關注辛亥革命那一段，有緣收到許多同盟會人物的墨跡、照片、書籍，包括孫中山、黃興、朱執信、宋教仁、林文等革命志士的墨跡，「還有，他們的革命對象——宣統皇帝溥儀和其他親貴、名臣的手跡，我也收藏。」這些東西，並不是秘不示人的。

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許禮平曾借出100多件書畫，與廣東省博物館合辦了個「氣吞河嶽——辛亥風雲人物墨跡展」。

「參觀的人很多，近代史專業的學者稱許這個展覽很充實，省博還編印展覽圖錄。」同一時期，澳門博物館也搞了個「孫中山與澳門文物展」，他也借出20多件孫中山相關的墨跡、照片、圖書。

「在那兩個展覽之前，我辦公室牆壁上懸掛的是孫中山的炭相，孫中山墨跡『博愛』匾額等，有訪客看到這場面，還以為這裏是國民黨香港市黨部呢。」許禮平邊笑邊說。

這些孫中山文物借出展覽之後，沒有再掛出來，換了同盟會其他志士。「現在懸掛的是一塊陳其美寫的匾『成仁取義』，上款是宋教仁的老友北一輝。那是在2013年，於蘇富比拍賣會奪回來的，同場還投得廖仲愷行書四條屏，當然都要付出高昂代價。這四條屏不敢長期懸掛，平日偶爾拿出來欣賞。」總之，涉及歷史的文獻資料，能力所及，他都會盡力羅致。

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他借出數十件抗戰有關的書畫文物，供湖北省博物館舉辦「四萬萬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特展」。

「這些專題展覽，可以將私人所藏供諸大眾欣賞，也方便自己欣賞。掛在家中獨賞，自有其靜穆之趣，而懸掛在專業的博物館陳列櫃中，與大眾共賞，卻別有一番滋味。」2016年，許禮平亦曾借出數十件鄧爾疋書畫，配合東莞博物館舉辦的鄧爾疋、黃般若書畫特展。

對於保皇黨康梁一夥的書畫，他亦有收藏。當中比較特別的，是保皇黨殺手梁鐵君（吳道明）致康有為手札四通卷。梁鐵君是康有為的同學，曾潛入北京，擬刺殺慈禧太后，事敗被殺。這幾封信透露了他在京的活動情況，是不可多得的文獻。「前幾年，北京匡時搞了個『孤桐遺珍專題』拍賣，將這個手札長卷整卷陳列出來。我當場拍了許多照片，回家仔細研究，覺得此卷文獻價值極高，於是決定爭奪，幸好有緣投到。」

同盟會、保皇黨之外，近一點的共產黨志士、烈士的手跡，也是他搜集的對象。「這個範疇的文物很難遇到，所以一旦遇到，就盡力去收。這麼多年，只收藏到一點點。其中有李大釗的手札，又有鄧中夏的手札。」鄧是省港大罷工的領袖，是工人運動專家，存世手跡極稀，這通手札講的是省港大罷工時期的人事安排。「還有一件邵飄萍為香港某雜誌題辭『願天下有情人終成了眷屬』，以及一封給雜誌主編的信，署名是邵振青。」

歷史再往上推，甲午戰爭時期名人的手跡，如丁汝昌、鄧世昌、左寶貴等人，許禮平也收了一些。「我有幾件是丁汝昌的墨跡，最有意思是黃海戰爭之後的電訊稿——〈丁汝昌致李鴻章書，報告八月十八日（舊曆）的海戰〉。我也收了不少日方名人的手跡，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還有他的老師勝海舟，勝海舟是反對日本與中國為敵的。」

當有機會遇到些冷門的東西，他也盡力去收。「例如朝鮮的歷史名人，引發甲午戰爭的金玉均，他的手跡我也有幸收藏一件；還有個朝鮮『國賊』李完用，他的手跡我也收了。」

墨跡之外，他亦收集照片、人物畫像。其藏品之中，有早期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的照片，也有件華冠畫的雅集圖卷，其中就有李秉綬等幾位畫家的畫像。

許禮平還有一個興趣，就是收藏不以畫名的歷史名人畫作。晚清人物如李慈銘、曾紀澤，民國人物如熊希齡、汪大燮、楊度、陳立夫，中共人物如鄧拓、康生等，他都收。「例如陳立夫，偶然也畫畫的，但極罕見。前幾年遇到一張陳立夫送給美國某外交官太太的畫《雞冠花》，一看是他本人的手筆，二話不說，立即就收了。」

發潛闡幽，撰寫《舊日風雲》

許禮平嘗自言「我是冷攤殘客，也即是撿古舊破爛的人，並不是什麼收藏家。」他專好蒐尋不為人知或遭人遺忘的人與事，關注的是舊時事物，「有時在拍賣場與人爭奪心頭好，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更多時候，只是以廉值撿拾人棄我取之『爛紙』。日積月累，也塞滿書齋。」

近年，他充分利用到手頭所藏的文獻，「一張字、一幅畫、一封信，以至一頁檔案、一幀照片……裏面都隱藏着豐富的細節與歷史的真相。有時檢出翻閱，碰到有趣的東西，便衍生整理爬梳，寫些什麼的念頭。」如果有些事情，他感到應該記下來，就會動筆去寫。

「我所寫的人物，都是學者、文人、畫家，或是在歷史上有影響力，而曾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所寫的文章，全部都憑自己所見所聞所感下筆，字字有出處，句句有來源。」事實上，他的收藏，也豐富了他的寫作。

2017年，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博物館，準備搞王國維文物展，跟許禮平商借王氏文獻參展，以紀念這位國學大師逝世90周年。他找出王國維的文獻，交與清華大學。

他與王國維結緣，始於七十年代末，「我在集古齋覓得一把王氏小楷成扇，當時即視為寶貝，因為王氏墨跡極稀。」及八十年代，他重遊京都，訪朋友書店時，「書店老闆土江澄男先生惠賜鈴木豹軒（虎雄）保存的王國維文獻給我，我高興得不得了。」土江所贈幾件文獻，最珍貴的是王國維訃聞，，還有輓詩謝啟和帛金謝啟各一，王氏遺囑（石印本）連封套、王氏遺照、王氏手書郵柬等。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了結其短暫的人生。八、九十年來，王國維之死，仍為不同年代的學人談論和關注。當年參加過王氏喪禮的人，恐已無存者。而王氏的訃聞，亦從未見有人提及。「當年，我曾將王氏訃聞，呈予饒公細讀，他嘖嘖稱奇，說可以寫文章。但一擱又是30年矣。」

2016年，許禮平參加上海圖書館「生前死後」展覽和研討會，展覽有王國維墓志銘、紀念專號等，卻沒有這訃聞。「我在會議中遇王氏曾孫王亮博士，據說也未曾見過，那麼這則訃聞，恐怕是人間孤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