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生，想做懶鶴，東住住，西躺躺。
除了香港，最熟悉的城市是台北——朋友在那裏，法律業務曾在那裏，我的故事留在那裏。忽離忽別，誤華年。
鐵路和戒嚴離開，留下便利店與西門町
台北，億萬年前，是內陸湖的盤底，由於地理優勢，成為台灣的經濟中心，不計算周邊，台北市只有200多萬人口。台北的文化是談生活、談人；香港的文化是談機會、談錢。17世紀，西班牙人在淡水海邊「落腳」，建「聖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後被荷蘭人趕走。1895至1945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那些老房子，像淺草。
香港有7-Eleven，台北有我心愛的Family Mart。對於可憐現代人，便利店是家，每晚回酒店前，在Family Mart尋寶，地方大得可以在店內盛宴，買了一碗關東煮、一盤芭樂、一杯熱牛奶，靜坐，望着玻璃外，一對戀人要分手，台北的冬雨，慣說別離言，哀無邊。
1979年，我第一次擁抱鐵鳥的翅膀，異地是台北，只因為機票便宜。當時，台北比香港落後，樓宇殘舊，路上滿是汽油味；最萌是老太婆，受日本影響，愛穿花裙、塗上口紅，見人會鞠躬。繁榮地方只有西門町，如旺角般，多路邊攤。問永安大飯店的接待：「Shopping在哪裏？」答：「鐵路後面的中華商場。」（那時的西門町，有一條大鐵路）。天呀，原來像香港中環街市的「物體」；那年代東區還有農田，更不用說「台北101」的「潮人」信義區，而賣「來佬時裝」的中興百貨，80年代才開業，只是香港永安百貨的簡化版，在2008年，中興不敵新型商場，關燈告別。
70年代，香港年輕人放洋的不多，考不上本地大學，家裏又沒有錢的，便去台灣唸大學，香港人被叫「僑生」，學費免收，還有津貼。那邊的同學帶我去夜店，客人穿短褲、涼鞋，喝的是台灣啤酒，吃的是花生，紅男綠女腳踏花生殼，跳cha-cha-cha，小舞池填滿人頭的波浪，青春無悔，大唱劉文正的《舞在今宵》：「dancing all night，請別把我忘懷……」讓我想起當今「五月天」的《傷心的人別聽慢歌》，台北總和我餘情未了。
昔日，台北難忘的是兩件事：晚上戒嚴和電單車（他們叫「機車」）。在七、八十年代，台北的經濟發展受制於1949年頒布的戒嚴令（curfew），持續38年，在1987年宣布結束。晚上，我們在中山北路一帶，約11時吧，聽到街頭的警報聲，便要「雞飛狗走」，慌忙地趕回飯店，計程車都給搶光，只好坐上像今天曼谷的「白牌電單車」，在極速公路上，尷尬地緊抱司機的肥腰，這是最不情願的性騷擾。
40年來，為公為私，一年總會跑台北數次，許多地方，比台北人還要熟悉：有些館子，老闆都仙遊；我來往的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更替了三代；懷舊的「紅包場」（老歌廳，歌星穿着廉價的華麗晚禮服，唱六、七十年代的金曲，觀眾為了獎勵偶像，送上紅包打賞）和「民歌餐廳」（流行於八、九十年代，歌手多是年輕讀書人，拿着木結他自彈自唱，巨星如周華健、張宇也曾駐場）全部關門；「外省人」（1949年前後，因內戰由大陸遷居台灣的移民，他們來自湖北、江蘇、山東等地）主導的生活方式亦日漸式微；我還記得當年的電視台，不准用台語廣播，要用「國語」。不過，90年代開始，台灣改革開放了，台北的物質水平，一天比一天進步，而且台北的美麗，到了今天還是獨特的：生活空間和文化。
台灣獨有的生活空間和文化
生活，不是早上起來，上班、抓吃、看手機、睡覺，這般簡單，這只是人肉機器的流程。生活，是一種「人的文化」，它是什麼？台灣作家龍應台解釋：「文化體驗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對待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裏，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慧。有文化的人，一顰一笑 、整體氣質，都不一樣；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
台北有文化底氣，當然是相對的說法。在七、八十年代，謀生困難，教育未普及，這城市也有粗魯的基層，萬華區的華西街，一樣擠滿黑道和娼館，我經過艋舺，「地膽」的眼神如利刀；而在今天，我再感受不到台北的年輕人有着從前的溫柔。
台北人重視教養，有她的歷史原因（台灣東南部的城市，和台北是不同的世界）：在戰後，從大陸去台灣的「外省人」，前前後後，有過百萬人。當然，戰後來香港移民的人數也不少，但許多只是農民。相反，從1949年開始，蔣介石籌備撤軍退守台灣，他認為台灣的發展建設，要靠才俊，於是把社會各階層的精英如教授、記者、科研人員、文人等人才帶到台灣，多定居台北。我們唸書的六、七十年代，許多中外書籍，便是台灣出口的；動人的電影如《養鴨人家》、《冬暖》、《秋決》等，亦是台灣過來的；精緻的好歌，如《今天不回家》、《往事只能回味》、《橄欖樹》等，皆由台灣外輸。聽說在90年代末，台灣的書店多達4000家。敦化南路24小時的誠品書店直至90年代才出現，我躲進去，夜未央。之前，我們擠往金石堂書店打書釘，瓊瑤的小說，一定買幾本回香港。她寫初戀的作品《窗外》，是19歲林青霞的首演，一炮而紅；林青霞是港男對台灣女生的幻想，有氣質、有教養。
30年代，日本人在衡陽路一帶，經營咖啡店。台北的咖啡店，歷史悠久，一向是讀書人出沒的地方；80年代，咖啡店叫做「舊情綿綿」，文雅浪漫到；90年代，我最愛忠孝東路四段的Tu cafe，漂亮的文青在那裏談及幸福，我在那裏渡過無數晚上。台北的茶店如恆河沙數，花草樹木都可以變成茶。生活的「小確幸」，在台北輕易找到，因為台北人珍惜家庭和辦公室以外的第三個地方，也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第三空間」（third place）概念。
居遊：讓人逃離繁瑣的第三空間
在大城市中，第三空間讓人們得以逃離繁瑣日常，像心靈躲避所。在香港，走進任何一家Starbucks或Pacific Coffee，人們都是談工作；在台北，咖啡室卻是發獃自療的好地方，因為在台北，生活的空間大很多，台灣近年發展近機場的林口和近淡水河的新北，漂亮時髦。在台北，屁股樂於尋覓一處方位憩息，看着小鳥啄食地上的陽光；或跑去綠得過分的民生社區，在老房子門前，找間雪糕店。「年與時馳」，年輕人要把握光陰，做啄食的小鳥，而不是觀鳥的閒人？
問台北的朋友：「在台北買房子好嗎？」他說：「這20多年來，台灣的經濟一般，我們的人口，只有2000多萬，外來人不多，租金回報非常低。台北不是香港，光是『炒樓』和『炒股票』，活不下去。聽說香港有些人，想移居台北，追求心目中的『小確幸』。如果從經濟上考量，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台北並非一個國際中心，工種不多，而新科技行頭，又不是香港人的專長。想搞點零售生意，但是，台灣不崇尚消費主義，夢想來當一個文青，文化根底未必夠厚；還要學懂台語呢。台北賺港幣10000元月薪的人，比比皆是，扣除生活開支後，還剩多少錢寄回香港的爸媽？」
台北適宜一些「家有恆產」，不用擔心生計的人家，一年停留三個月，享受異地生活”staycation”的樂趣，那叫「居遊」，在這充滿文化和空間的城市，宿遊旅居。朋友被派去台北工作，我問：「生活如何 ？」他笑笑：「比對香港，台北是『寧靜』的！」我說：「早猜到你這麼說。」他點頭：「香港人太氣盛，忙於安排今天、明年、下輩子的事情，操心的都是收入和物質。台北人，注重家庭生活樂趣，晚上，回家吃飯的人多，在外面流連的人少，館子過了10時，『歐巴桑』已收拾地方。老百姓追求安穩的生活，一年買多少套新衣、去多少次旅行不重要，要別人加班，加工錢也未必答應；你興高采烈提出做生意的大計，他們聽過後，轉身便把念頭打消。」
人尊社會
台北人的”easy”態度，有三個原因。第一，台灣是一個島，島，可以獨善其身，不必和很多國家擦邊；在台北，新聞消息都不用國際化，你看，消防員拯救一隻小貓，都可以是電視新聞。第二，在台北，平常百姓佔多數，沒有香港那「鑽石和塑膠粒」的平行貧富差距。加上生活費用不高，人們祥和。最後，因歷史的關係，台灣定於某種空間，人們慣於風浪，隨變而活。
從香港人的標準，我發覺台北人的「隨和」有時候變得「隨便」，因為他們是「人尊」的社會，和香港「法尊」的社會不一樣：兩個台北人在吵架，可能以道德為依據；兩個香港人在爭執，必然根據法例在舌劍。這些事情，對於我作為一個律師，感受特別深。有一次，對一個台灣客戶在法律上說不，她的反應是：「你沒有人情味，不把我看作朋友！」另一個例子，香港的公共泳池管理，一絲不苟，到處都是警告牌，嗅到的是漂白水味道；台北的泳池「人氣」十足，守門口的，像個鄰居，招待處擺放私人東西，完全是家庭式。近10年，香港變了，非常冰冷，有什麼事情，想找人查問，飽受欺凌：答案往往是「你上網查、手機apps……」。假如香港不以文化和修養去改善社會，繼續以金錢掛帥，就算更高的GDP，只會衍生更可怕的惡行。
想一年在台北staycation數月，另外一個考慮是地震，台北人習慣了地震，香港人卻怕得要死。有一次，我住的酒店，震得很厲害，遊客跑到地面避難，抱在一團，以為是世界末日。當然，位於地震帶，「好處」是有溫泉，台北的山邊有着大大小小的溫泉，開車去到如夢境的烏來，望着河，輕煙在飄，思念舊時人。
想在香港以外，建立多一個亞洲驛居，到底在哪？我仍在掙扎：東京的浮華？青島的海韻？曼谷的熱艷？還是台北的樸樂？
下一站，在寂寞的街燈下，雨朦朧，誰又等候與你共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