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人,崇尚讀什麼書?

古人與今人讀書,主要目的相約,就是日後的出路。今時是職業多元化,古代最受嚮往的,主要就是任官,所謂「學而優則仕」。漢代入仕途徑,除了任為博士,或博士弟子能通經而任為郎官。

始皇焚書,項羽率軍佔咸陽,焚燬秦宮室,古人還有書可讀嗎?

漢初以來,有口授筆錄以當時文字(漢隸)重書古籍,使經書得以流傳;而為避禍暗藏的古經書,於漢代有機會重見天日,古經籍以秦漢以前文字書寫,稱為古文經;至於以隸書記錄的,稱今文經。漢武帝時代,因董仲舒《天人三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朝政府採納其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漢書 武帝紀》),遂興太學、設五經博士、博士弟子員,開啟往後2000年中國政治學術文化的「經學時代」。

自《隋書‧經籍志》至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古代典籍皆以「經史子集」四門順列排序。孔子教導學生的教材:六經,即詩經、尚書、禮經、樂經、易經、春秋經;其中樂經亡佚,只餘五經。經書不易讀,遂有解經的著作,或者不同傳承的家派,如春秋三傳(公羊傳、谷梁傳、穀梁傳),三禮(禮記、儀禮、周禮)等。家派的不同,文字的不同,兩漢乃有今古文之爭。而漢魏時代,為解讀三傳三禮等,又有注、疏等不同層次的作品。

古人與今人讀書,主要目的相約,就是日後的出路。今時是職業多元化,古代最受嚮往的,主要就是任官,所謂「學而優則仕」。漢代入仕途徑,除了任為博士,或博士弟子能通經而任為郎官。更多的是透過察舉(如孝子、廉吏)與徵辟制度,大體上與經學的成就,或儒家標榜的言行表現相關。

古代經書難得,得到也讀不懂,讀得懂也要符合官方的經解標準,因而經學特重家學、師承。加上察舉制的主觀推薦,大族較有條件成為經學世家,並得以累世任官,從而出現某些世家大族可以累世公卿,或四世三公等。而魏晉南北朝任官制度主要施行九品中正制,又再強化世家大族的利益,促使門第社會體制的更鞏固;亦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以至最極端的東晉政權:「王與馬,共天下」,這種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現象,源於當時經書學問的推崇與壟斷。

科舉考試

隋唐皇朝,用人任官大權收歸中央,施行科舉考試。科舉考試,從隋唐至明清,愈往後,愈嚴謹,愈規範;入仕之途,也愈來愈收窄至僅餘進士功名。

隋唐早期科舉,不脫漢魏以來推薦任用的範式,有溫卷、通榜,士子考前可以公開邀譽於京師,取悅於主考,以爭取考試中式。唐初太宗以南北朝以來,經義各有傳承,為求統一,命孔穎達主領編修,其後完成《五經正義》,並成為唐代科舉考試的標準版本。而分科取士,有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唐初特重明經,偏重經學之故;武后則特重進士,乃皇朝力求爭取寒門取代經學世家。即便如此,帖經、墨義仍是諸科考試不可或缺的內容,只是進士科獨加詩賦考核的不同。

經歷殘唐五代,宋太祖重啟統一,國策實行重文輕武,科舉考試更受重視,考試規程較唐代嚴謹。初年維持明經、進士二科,至北宋神宗王安石熙寧變法,其中包括取消明經科,獨留進士科;頒布《三經新義》,用作士子考試標準。

自唐至宋明,儒學地位逐漸提升,儒家典籍,由五經而擴至九經,以至十三經。南宋朱熹編訂《四書集注》(禮記的大學、中庸,以及論語、孟子),孔孟地位愈受尊崇,儒家經典遂有「四書五經」之說。

大體上,漢唐經學,以恪守前儒經傳注疏文字為宗旨;至唐宋,民間書院講學漸興,《易傳》、《中庸》、《大學》、《孟子》多被引用。而宋代理學興起,有被稱為新儒學;其初偏於宇宙本體的探討,發展至心性之學大興,以至南宋朱熹與陸九淵多次學問論辯,儒學有掙脫經學訓詁的可能。陸九淵有謂:「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陸九淵及明代的王陽明,偏重肯定及證得人的主體性,不太關注客觀知識及認知過程,其末流被評為放言空談。

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清代經書學問,除用作科舉官場的叩門磚,明末清初有顧炎武等人特重經世致用之學。而今文經學在清代,亦曾復興傳承。至於乾嘉年間,考據學大盛,一部分學人以經學為中心,以「科學」的態度,為學問而學問,開展小學、音韻、金石、輿地等不同學術範疇,但卻專注圈繞文字訓詁,以古為尚的鑽研。

一般學子,大多埋首科舉。當時考試,截取四書五經其中文字為題,考生以八股格式工整撰擬標準化文字,不惜數十年寒窗苦讀,務求一舉成名天下知。能爭取進入考試的最後階段,皇帝親臨主考,獲取入仕資格的,得以稱為天子門生。明清進士名列前茅的,才有出任高級官員的機會,以至擔任宰相官位(內閣大學士),即所謂「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種體制,將經學、科場、士子(以及漢魏以來的世族)、皇權扭結一體,成就中國獨特的政治社會文化。

經學在當代近乎消失

清末自鴉片戰爭始,遇上3000年未有的大變局,洋務運動、戊戌維新,皆未能挽回傾頹局面。1905年廢科舉,改設大中小學堂;民國成立,教育總長蔡元培通令中小學廢止讀經,而大學亦不設「經學科」。2000多年的經學傳承,經學與政治、社會、教育、經濟,以至學問的關聯意義,隨着皇朝體制的瓦解,戛然而止。

經學在當代近乎消失,或只能以經學史、訓詁小學的國故模式殘存。至於儒學,在二十世紀經歷兩次摧折: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大革命,近年或以新儒學,或以國學模樣在小範圍的學術界展現。隨着政治體制的變革,城鎮化的步伐,農村社會面貌的改變,生活與思想模式、傳統價值觀的凌替,科學與科技的進展,儒家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呈現,要視乎社會態勢、教育內容等的變數而有起伏。

蔡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