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生命旅程中，順境的歡悅與逆境的惆悵交錯；面對戰爭和政治運動的殘酷，則有太多的無奈，或也有死裏逃生的僥倖。
許燕吉就是死裏逃生的一位，她嫁給文盲老農，是陳年故事，早寫入自傳《我是落花生的女兒》（湖南人民出版社）。她的故事，近期又成為一些網絡平台的熱話題：從「上山下鄉」、許燕吉故事，到反思毛時代（1949—1976）特別是毛文革（1966—1976）。
今年是「上山下鄉」結束40周年，也許反思者帶出許燕吉故事，以解釋反思的「必要性」；另一話題熱起來原因，是圖書發行界傳出消息，香港書展如能在12月舉行，她的自傳將參展。（編按：貿發局宣布書展延至2021年7月舉行）
作家落花生 港大名教授
筆名落華生、落花生的許地山，是「五四」（1919）後新文學的代表作家，與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葉紹鈞等發起文學研究會，並在《小說月報》發表作品。代表作有散文集《空山靈雨》、小說集《綴網勞蛛》和論著《道教史》、《印度文學》等。
夏志清（1921—2013）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讚賞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提到許地山的短篇小說〈玉官〉和〈春桃〉。又說，與同時代的作家「不同的一點」，是對宗教的興趣，他關心「慈悲或愛這個基本的宗教經驗」，「給他的時代重建精神價值上所作的努力……是一種苦行僧的精神」（中大版71、72頁）。
許地山生長於官宦之家，父許南英（生於台灣台南）在清末當過兵部小官主事，後任台南團練團統領、廣東三水縣知縣（縣長）、電白縣知縣。
許地山為基督教徒，由教會資助入北平燕京大學，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修碩士學位，返國後任教於燕京大學。1935年，胡適（1891—1962）推薦他當了港大中文系教授。學生有後來成為名作家的張愛玲（1920—1995）（註1）。
許地山交遊廣，史學家陳寅恪、陳垣及其子陳樂素，劇作家熊佛西、儒學專家梁漱溟、畫家徐悲鴻等，都是好朋友。許燕吉少年兒童時代的友伴，多為他們的子女。
1941年8月，許地山病故，同年12月日軍打入香港。第二年，許燕吉隨母親北返逃難。
她的母親周俟松，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1928），曾在香港銅鑼灣道培正小學任教。1950年代，在南京當中學副校長、數學教師。
許燕吉北返 受肅反牽連
許燕吉離開香港後，在貴州貴陽、四川重慶和南京念書。
1954年，她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分配到河北石家莊奶牛場。
1955年，毛把胡風事件擴大為肅清反革命（簡稱肅反）運動。當時她在河北農科所工作，被列為「敵嫌」審查。原因是她在南京讀中學時，參加過天主教活動，又因一同事的告密而增加「暗藏反革命」之疑。
1957年反右，她又遭批鬥。1958年初，定為反革命、右派分子，後判刑六年。
各睡一個炕 性慾望很低
1968年，毛發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在1950年有小規模的「上山下鄉」），城市無業可「就」的知識青年（包括刑滿出獄知青），都下鄉當農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許燕吉到河北農村勞動，後來轉到陝西武功縣楊陵鎮官村，嫁給大她十歲的文盲農夫。
她的自傳寫道：
「我就睡到小燒炕上。老頭子的炕很窄，我也不願挨著他睡。……燒鍋的時間短，睡燒炕不算太熱。老頭子打光棍已十年，年歲也臨半百，對性的欲求淡漠，很少到燒炕上來騷擾。我們真是做到互不侵犯，和平相處。」（404頁）
1979年，她獲平反，回南京在省農科院工作，後定為副研究員，丈夫也獲「農轉非」（農村戶口轉為非農村戶口），有南京市戶口，並在農科院養羊，2006年85歲時病亡。
因許地山的社會關係，她成為統戰對象，當了「台聯」的理事。2014年初因癌症亡故，享年81歲。
遭告密受疑 鐵窗女囚苦
她的自傳「前言」曰：
「我生活在動盪的歲月，被時代的浪潮從高山捲入海底；國家幹部變成了鐵窗女囚。……國內的同齡人幾十年來也未見平坦風順，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幾圈而已。」
在封底，還印上她的感慨：「歷史，……更多的是無數普通人的辛勞、痛苦和隱忍，那是歷史的傷口，也是歷史的真實。」
她正是道出「歷史的傷口」，再現「歷史的真實」。從1955年的胡風事件和「肅反」，1957年的反右，到1966—1976年的毛文革，她都是「運動員」，即政治運動中受懷疑者或被整者；也是1958—1962年大飢餓的受難者（註2）。
1955年牽扯到「反革命」罪，是因為農科所的同事告密，向黨委幹部提起她「說怪話」（發牢騷）。事後，告密者有點內疚，向她解釋什麼，她回答說：「話是我說的，你沒像別人給我編造什麼，……並不怨你。」（204頁）
女牢限尿令 憋得冒冷汗
書中對暴力的折磨、人格尊嚴的喪失，有較多的描述。她寫看守所的「限尿令」：
「罰人站、扣人糧，最厲害的是讓人憋尿。女犯放茅一天只兩次」；
「早餐總是稀糊糊，憋得人左搖右晃頭冒冷汗，真是一種特殊的體罰。」（241頁）
對於大飢餓，她也着墨不少。她提到弄點醬油摻水喝，讓肚子暫時解餓；也寫吃爛紅薯的滋味：
「對著那黑了一半的紅薯，我沉吟了四五分鐘：吃吧，它苦不說，還有毒，不吃吧，就什麼也沒有了。狠了狠心，我把那黑疤病的紅薯硬吞了下去……當時的斟酌抉擇令我終生難忘。」（287頁）
死亡邊緣者 六粒救命豆
她不是只寫暴力和飢餓，也寫監獄裏難得的一點「人情味」、一絲令人意外的「人道主義」：賈書記找到糧食局長看病殘的囚徒，要他援助一些黃豆。她寫道：
「自此，浮腫嚴重的和乾癟的每天可得到6粒黃豆，這是賈書記給爭來的救命豆。」（290頁）
在自由、有飯吃的社會，聽到吃黃豆要數幾粒，每天能吃六粒竟是「恩典」，自有「謊謬」之感。
這六粒，不是人人有份，僅限於死亡邊緣者；這六粒，未必真能成為「救命豆」，卻體現有人尚存一點人性。
儒家經典《孟子．公孫丑》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為囚徒「爭取」六粒黃豆，正是惻隱之心催生的義舉，是黑牢裏罕有的一絲人性之光。許燕吉記下了這種事實。
註：
2．〈大飢餓（1958—1962）：3000萬人餓死的悲劇〉
本文原題〈港大教授女兒 嫁給文盲農夫〉，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