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見在桑林 幽會於城樓
《詩經》云:「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睢),對於上中學讀過這四句詩的少男少女來說,或可能是「性啟蒙」的第一篇。有興趣多讀幾首者,或因〈桑中〉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期待在桑林深處相見,約會在城樓上),而有浪漫幽會的遐想。
在當代的毛時代(1949—1976),特別是在毛文革(1966—1976),不復見《詩經》的桑林幽會場景,人人都是忙於誦毛語錄的「工具」,導致生理衛生常識的貧乏,有人甚至對「處女」不甚了了。如今,則有月經貧困的熱話題。
本文述評此話題。從月經貧困說到低收入群,觸及二元結構、性息蔽塞。
六億收入低 有人買三無
貧窮村姑往往買不起整包的衛生巾,向網店購散裝的,即「三無」(無外包裝、無生產商和日期、無保質期)產品。
8月31日,南方網稱:
「這就是現實中國的一部分,……還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其消費能力極低,買不起品牌衛生巾,選擇廉價的散裝衛生巾實屬無奈之舉。」(註1)
又說:
「月經貧困即女性因經濟負擔能力不足或受(因)落後觀念等,無法在經期內獲得足夠的衛生用品,從而無法有尊嚴地渡過生理期。」
消費力很弱的貧困人口集中於農村,關乎體制弊端的沉澱太多。毛對蘇共「一邊倒」,引入命令型的計劃經濟體系,導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官方以工業產品(高價)與農業產品(低價)的剪刀差,變相盤剝農民,積聚工業化資金,補貼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農民則被強制在農村種糧,沒有遷徙進城、改變職業的自由。在極度集權體制下,長期的左折騰,對農村、農業、農民的衝擊極大(註2)。
1980年代以來,中共中央扭轉毛的極左政策,推行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導致農奴化的人民公社解體(1984)。較之毛時代,農民的收入、生活有改善,但不少人仍在貧窮狀態。
紅色中國(紅中)的經濟規模大,前幾年的GDP已居全球第二;2019年的GDP,首次過14萬億美元。但是,各項經濟指標的人均量仍很低。
據IMF公布的2019年數據,紅中的人均GDP 1萬美元,仍低於全球人均數(1.1萬美元);與其他華人聚居地相差太遠:台灣2.5萬,香港4.9萬,新加坡6.4萬。
二元結構下 剪刀差仍大
據國務院統計局於今年公布的2019年統計公報(不含港澳台數據),「大陸總人口」14億,城鎮化率60%,實際是44%,即城鎮人口6.2億,鄉村7.8億。
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工業與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很闊,形成城鄉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差距大,此即官方說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
2019年,貧窮地區的鄉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約963元(註3)。在五個收入等級中,最低階層月均約615元,僅可「基本解決溫飽」。
這些年來的政治宣傳主旋律,是「中國崛起」、「富起來了」。配合主旋律的一部政論片,說年輕一代的物質生活十分富裕,諸如跨越多國的高消費旅遊之類。事實是:只是極少數富有特權階層有高消費能力,平民階層並無富得「油水滾滾」的景象。
在炫富的特權階層背後,許多人仍過「緊日子」。2019年領取最低生活保障者(依靠救濟金的赤貧者),城鎮861萬,鄉村3456萬;另有439萬,領取「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三類赤貧者4756萬,比加拿大2019年總人口3740萬還多1000萬。
前幾月,李克強總理提到6億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這是佔14億人43%的低收入群。他的提示,是針對炫富者的「清醒劑」。
毛文革時段 嫌草紙太貴
現在北上廣熱議月經貧困,都說主因是低收入群的貧窮。
貧窮的意涵有二。第一,是指經濟層面:收入低,消費力弱。
現在的貧窮村姑能用「三無」,比毛時代好一些了。在毛文革時或更早前,許多人只可用土紙即粗糙的草紙。1990年代移居美國的寫作人沈睿,在其記事坦率、文字流暢的回憶錄,提到「紙品質如此粗糙,有的時候會把大腿磨破皮。……下鄉插隊的時候,發現當地的農民婦女根本不用月經紙。月經紙太貴了,她們使不起。」(註4)
第二,是指文化層面:知識的貧乏,首先是生理衛生常識的不足。
在二元結構之下,官方對城鄉的教育、科技投入差異很大,農村居民受教育、普及常識的環境便差得多。
性啟蒙讀物 年輕人好奇
知識的貧乏,在於官方過分強調政治效忠,以培養「馴服工具」為教育的主要取向,兩性常識、生理衛生知識的傳授非常不足。
1957年反右前,中學尚有簡單的生理衛生課文講授。國務院衛生部拍板編印《性的知識》一書,引起轟動效應。
此書由生理衛生專家王文彬、趙志一、譚銘勛編寫,1956年出版後很快再版,至1957年出版量約200萬冊。這是兩性生理知識和性行為的啟蒙讀本,從兩性的性器官構造,到性行為前營造「浪漫氛圍」的「前奏曲」,都有簡要的介紹,文字通俗易懂。這是破天荒的性知識啟蒙,對當時的年輕人功德無量。
1957年下半年反右後,以毛的「香花與毒草」之分清查圖書,《性的知識》被指為黃色毒草查封。啟蒙成了絕響,人們生活在「性息蔽塞」的蒙昧時代。
處女地開墾 年輕人困惑
由於兩性訊息蔽塞,不少人對於蘇聯作家蕭洛霍夫(1905—1984)的流行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頗感困惑。
沈睿的回憶錄,道出毛文革時在北京讀初中的尷尬事:
「我對處女地三個字不理解。問父親,處女是什麼意思。父親狠狠地瞪着我,好像我在說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我嚇得不敢繼續問什麼是處女地。處女在我的心中成為一個不敢想和說的禁忌。」
她慨嘆自己「成長在共產主義清教社會中」,生活在「人人都只是一個螺絲釘」的時代,只能做「馴服工具」。
還有下鄉知青的回憶錄,也提到類似的「性息蔽塞」。
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後,城市有過年輕人的「性開放」,不再有「不明處女地」的事,但農村的貧困地區仍比較蔽塞。
這些年來,農民工在鄉下的留守兒童、少女,普遍受性侵,貧窮村姑買「三無」衛生巾,都關乎「性息蔽塞」。防範性侵、守護生理衛生健康的知識貧乏,令他們陷於弱勢群體的困境,「自力救濟」的能力偏低。
註:
1,〈亟須關注「散裝衛生巾」背後的「月經貧困」問題〉,南方網(廣州)2020.8.31,17:06。
3,第3分段內數據,均據2019年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20.2.28)。
4,沈睿:〈姚錦雲和我的故事〉
本文原題〈熱議月經貧困 涉未識處女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