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現時面對幾個窗口。
一是若美國政府更替，民主黨不會改變對中國的競爭心態，卻不會像特朗普那樣肆無忌憚地破壞國際秩序、規矩和倫理守則。即使要對付中國，也不會採取公開的誣衊式的攻擊與制裁，至少在一、兩年裏，壓迫中國的力度會減輕。也因此，港獨和邪教組織缺少美國或明或暗的資助、慫恿，聲勢會大大削弱。國際的攻擊制裁也會收斂。
二是《港區國安法》頒行，逐步落實執法，特區政府亦不敢怠慢敷衍，港獨的政治空間便被絕對的壓抑。今後更會在大、中、小學的教育和媒體方面清除港獨因素，港獨及其支持、同情者便沒法公開活動，在社會的影響也受到極大的壓縮，香港不會再有暴動，社會秩序得以恢復。
三是立法會裏反對派議員的大批離職，使立法會再不成為政治鬥爭的場所。少了無理的阻礙、衝突，立法會可以回復正常的立法功能與作用。
這3個窗口都會存在至少一年，對正處於新冠肺炎疫情與經濟危機之中的香港，是難得的機遇。香港能否藉此撥亂反正，克服當前的困境，關鍵在於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內的建制派議員的作為。
沒有立法會的阻撓，政府的施政可循正常的審議和立法程序進行，甚或可以加快，以彌補過往多月的延誤。政府再沒有理由不在施政上有所作為，針對現時的重大問題加以解決。而沒有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立法會的工作便可以加快進行，建制派議員也不用浪費時間與精力與反對派議員爭鬥。不過，議員的職責是從社會大眾的利益出發，審議政府的決策，而不是作為政府的橡皮圖章。沒有議會內的政治鬥爭，建制派議員更應盡心盡力地審查政府施政，避免政府為既得利益者所騎劫，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和香港長期發展的機會。
原來的議會功能，在反對派辭職之後，便要建制派議員去承擔。怎樣聯繫社會大眾的各個階層，怎樣發動專家的智力來審議政府政策，提出新的更合理的批評與方案，改變過往投票機器的行為，也克服無故流會的陋病，在在都對建制派議員及其背後的政黨有更大挑戰。建制派議員在反對派議員辭職之後，再沒有藉口來掩飾不作為的傾向。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我們可以與中央政府一起拭目以待，也或許香港需要真的愛國的反對派？
缺乏制約
香港反對派議員辭職之後，立法會的政治生態正在大變。
辭職的議員相信不可能再選，即使現時反對派的區議員，亦未必有機會頂替他們出選。反對派現有的政治人物沒有機會參選的話，大多會轉業，退出反對派。縱使有一定的選民支持，群龍無首，也缺乏政治梯隊人物，應該陷於全盤崩潰之勢。
這樣的轉變，或許有助香港政治回復平靜，再沒有眾多的無理政治操作，立法會的立法功能可以恢復。但是，沒有反對派的立法會及區議會等的香港政治體制，能否正常運作起來呢？民主政治需要有反對派，這已是歷史經驗證明的共識。
立法會少了反對派，建制派議員會怎樣作為呢？以往是怠忽職守，連作投票機器也偶有失手，流會更不能完全推卸責任給泛民主派。至於政策的審議、討論亦表現不力，沒有清楚的政策主張與思維，沒法對政府的草案提出清晰意念、論據充足的批評和補充。即使反對派一切以政治掛帥，議政能力和表現都勝過建制派議員，這涉及幾個重要因素。
一是建制派政黨和政團不重調研，不重專家，性質還是與傳統的社團分別不大，距離現代政黨在政綱、政見方面還相差頗遠。結果是有志貢獻社會、熱衷政策的學者專家大多投向反對派，彼得我失，更顯出建制派在政策方面的缺乏能力。這反映着建制派政黨政團和領袖人物之政治取向心態過於急功近利，依附權勢。
二是作為建制派最大的民建聯、工聯會，並不開放，有近親繁衍傾向。正因為不重視政綱政見，不重視專家學者，組織便不是以能力與德行為先，而容易變成任人唯親，着重關係。
三是建制派內有不少山頭，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勢力。由於不重視政綱政見，難以用統一的政治主張連結它們。現時的支持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愛國愛港，都過於空泛，不足以調解不同利益、勢力之間的矛盾。此所以過去反對派可以團結一致，建制派卻是一盤散沙，人多勢眾卻在議會和政策方面無所作為。少了反對派的制約，建制派當權了，則內部利益爭奪會更形白熱化，怎樣可以協調制約它們把精力、時間放在議政上去呢？
缺乏反對派的立法會，若不改變上述3個建制派內部問題，立法會的議政工作難以改善。政府施政少了阻攔，速度快了，可卻缺乏議會審議的制約能力，一直以來特區政府的劣政會增加，遷就既得利益的情況更會惡化，這未必是香港之福！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