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短視的西方政治 不會有14個「五年規劃」

張維為指出,英文有個詞語short-termism(短期主義),可以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顧眼前、不顧未來,沒有規劃的狀況。

10月26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討論稿)》在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作出說明。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看似簡單,但既要顧好內部發展,也要應對愈來愈複雜的國際環境。為什麼中共仍然堅持制訂「五年規劃」,而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中,卻沒有這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借鑒蘇聯經驗 制定首個五年計劃

內地「觀察者網」為此專訪了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他指出,1949年中共建政後,1952年開始編撰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韓戰(朝鮮戰爭)仍在進行,當時毛澤東指示要優先發展重工業,認為這是確立國家獨立地位的迫切需要,沒有鋼鐵就被人欺負。然而,當時中共沒有編撰發展規劃的經驗,於是借助蘇聯的經驗。總理周恩來親自率團訪問莫斯科,徵求蘇聯專家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意見。

從「一五」開始,累積了數十年的經驗,張維為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規劃能力最強的國家,這種能力也成為「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部分。

他指出,制訂五年規劃,對許多問題需要具備超前思考和規劃的能力,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中國經濟總量到2000年要「翻兩番」,考慮到中國的電力發展要超前,於是就開始了電力大發展的規劃,包括通過一系列「五年計劃」來實現電力發展。

今天中國用電量如此大而沒有鬧電荒,「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張維為指出,這一切都離不開當年的規劃和落實。「有沒有規劃能力,有沒有規劃執行能力,檢驗的都是一個國家的治國理政水平」。

從「計劃」到「規劃」 反映宏觀思維

很多人都有疑問,「五年計劃」到了2006年改稱「五年規劃」,這反映了中共在思考經濟發展方面有了什麼變化?

張維為指出,1992年中共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經過十多年的實踐,中共的計劃理念,已經完成「從宏觀與微觀並重」向「宏觀」的轉變;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規劃的覆蓋面更具有戰略性、宏觀性,關注的問題涵蓋了產業、區域、城鄉、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等的調整。

在這個意義上,便需要更好地理解「規劃」與「計劃」兩個詞概念的差別,「從編撰『一五』計劃時大量借鑒蘇聯經驗,到形成自己獨特的規劃模式,這包括一整套相關的制度安排,如每年的(人大、政協)兩會、每年的經濟工作會議,還有像目前正在召開的專門討論五年規劃的中央全會,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為制定五年規劃舉行的一系列座談會等等」。他認為,中國整個規劃制定和宏觀經濟調控的制度安排已經相當成熟,不少西方學者也都建議本國政府借鑒中國在這方面的經驗。

至於為何中國能夠延續14個五年計劃/規劃,而西方很難做到或根本沒有這樣的規劃呢?張維為認為,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下,難以作出長久的(經濟及社會發展)規劃,主要出於兩個原因,一是多黨競爭導致的「短視政治」,即使執政黨制定了計劃,反對黨一旦上台,就可能將之推翻;二是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理性的個人基於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可以帶來社會長遠利益的最大化,否定規劃的作用。

他指出,英文有個詞語short-termism(短期主義),可以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顧眼前、不顧未來,沒有規劃的狀況。最近美國疫情形勢日益嚴峻,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已經接近900萬,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3萬,但整個國家沒有一個統一的防控疫情計劃。一些專家擔心,美國可能要經歷現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冬天。

總的來說,張維為認為,中國五年計劃/規劃的制定過程,從過去的只涉及經濟的一元,到兼顧經濟與社會的二元,再到今天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許多內容的多元。「十四五」規劃的內容將包括推動中國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創新驅動發展、民生高質量發展、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還有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等很多方面的內容。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