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隨着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入，已經產生出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力量，它們能夠跨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活動。即使它們不能主導國際地緣政治秩序，但卻能夠影響甚至左右主權國家，促進或者牽制主權國家，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地緣政治秩序。並且，也是因為全球化，很多從前僅是一個國家內部的非正式力量，很容易走出國界，形成全球性網絡，確立其自身版本的地緣政治秩序。目前，至少有三種這樣的跨國界非正式力量，包括如伊斯蘭國組織那樣的極端宗教力量（人們稱之為「邪惡力量」或「黑暗帝國」）、跨國公司和跨國民主網絡，正在影響甚至左右着很多主權國家的行為。
第一，「邪惡的力量」。這裏所說的「邪惡的力量」通常指的是「恐怖組織」。恐怖主義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但直到「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後，西方對此極為重視起來，視為對美國構成了國家威脅。此前，美國和西方從來就是把另一個主權國家，或者主權國家集團視為「敵人」和「威脅」。這個事件是轉折點。事件發生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認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來自非主權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即恐怖組織。西方也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來研究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也動用了大量的武力來應付恐怖組織。
但多年來反恐結果並不理想，恐怖主義還是大行其道。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國家觀念開始發生轉變，認為恐怖主義是常態，需要與之共存。等反恐告一段落之後，西方國家又轉向尋找以主權國家為代表的「敵人」，對國家安全的關切面重新從恐怖主義轉移到主權國家。不過，近來崛起的「伊斯蘭國組織」再次迫使美國和西方把注意力轉向極端組織。不管如何，對今天的西方來說，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既來自以主權國家為代表的正式力量，也來自類似伊斯蘭國組織那樣的非正式力量。
當然，不僅美國和西方面臨來自恐怖主義的威脅，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面臨這種威脅。儘管這些恐怖組織大都基於或者起源於中東地區，但這個地區大多數政府和普通人民也同樣面臨極端宗教力量的威脅。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伊斯蘭信徒都是極端主義者。
儘管不同類型的恐怖組織歷來就存在着，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這類組織幾乎都可成為跨國界的國際性組織。人們往往注重社交媒體的巨大動員能力，動員能力表現為影響和吸收成員。社交媒體已成為恐怖組織領袖傳播其激進「理念」，影響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最有效的工具。同時，社交媒體也是恐怖組織「錄用」成員的有效工具。 「伊斯蘭國組織」從全世界範圍錄用成員，其中很多來自西方各國、俄羅斯、東南亞國家，甚至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名副其實的「聯軍」。
但更為重要的是，社交媒體也是人們尤其是年輕人「自我激進化」的有效工具。在互聯網出現之後，人們總是以為互聯網使得人們趨於理性和平，因為互聯網可以突破各個主權國家政府對信息的封鎖和過濾，無限地獲取信息。當人們接觸到各種不同類型的信息之後，最後對事物做出綜合的判斷，這個判斷會是理性的。然後經驗證明，這只是一個理論假設。實際上，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正在使愈來愈多人的世界觀，或者對事物的看法變得越愈來愈狹隘。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對信息愈來愈具有選擇性。不難發現，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人們只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物。自我選擇的信息很容易導致自我激進化。從這個角度來看，社交媒體時代也是極端主義的時代。當然，極端主義不僅僅表現為像「伊斯蘭國組織」那樣的團體，也表現為各種政治激進主義。就激進化政治來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避。
西方國家現在試圖聯合組織起來，結成統一戰線以有效打擊伊斯蘭國組織。但這種方式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從前，西方國家也這樣做過，並且在進行地面轟炸之後，通常會派軍隊駐紮當地甚至佔領當地社會；一方面可全面清剿恐怖主義組織，另一方面也可幫助當地政府建立秩序。但即使這樣，都沒能解決恐怖主義問題，反而使得問題惡化。鑑於其能力的衰落，美國和西方沒有力量再推行通過「佔領」的方式來消滅極端宗教力量，「摧毀」戰略往往適得其反。但除此美國和西方還能做什麼呢？這是美國和西方今天所面臨的困境之一。
無政府狀態影響地緣政治
類似「伊斯蘭國組織」的非正式政治力量，能夠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地緣政治秩序。它們可以直接影響地區性地緣政治秩序。例如「伊斯蘭國組織」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跨國組織。如果不被摧毀，它本身就可以建立一個新的「帝國」。其次，它們可以破壞甚至摧毀當地的主權國家，使得主權國家趨於失敗，而主權國家的失敗意味着無政府狀態的出現。這種無政府狀態無疑影響區域地緣政治秩序。再次，它們的出現和存在，對西方國家構成地緣政治壓力。
第二，「民主網絡」。 「民主網絡」也是能夠影響主權國家和地緣政治秩序的非正式力量。這裏所說的「民主網絡」並非主權民主國家之間的聯盟，而是專門從事推行其他國家民主化的非政府力量，其中，「顏色革命」力量是典型的例子。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個「民主網絡」已經非常成功地在世界各地製造了各種形式的顏色革命。一般地說，顏色革命往往是幾個要素的組合。
首先是西方民主國家政府的支持。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推行民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財力。有時候政府自己做，有時候依靠非政府組織來做更有效。政府在背後，非政府組織在前面，互相配合。用非政府組織來推行民主，可以說是西方政府向社會收購服務。實際上，沒有西方政府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西方非政府組織很難國際化。
第二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到目前，國際非政府組織大都在西方發達國家產生和發展，參與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則來自世界各國。非政府組織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和主要角色，很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已經在全世界各國發展分部，它們的成員「周遊列國」，努力推行西方式的民主，「顏色革命」只是其中一種方式而已。
第三是顏色革命的理論。顏色革命的理論很重要，因為任何革命或者運動，都需要理論的指導。經過那麼多年的努力，西方搞顏色革命的理論已經比較成熟，形成了顏色革命的「手冊」，即「顏色革命」的標準程序。顏色革命的實踐者大多遵循這個程序。
第四，當地國家流落或者被流放到海外（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政治力量。這些政治力量在本國的時候往往對政府不滿，成為反對派或者政治異見者，他們被當地政府流放到海外，或者自我出走，留在西方，但他們仍然對本國政治深感興趣。他們經常藉着一切機會，從事反對或者推翻本國政府的活動。他們也往往成為「顏色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第五，最主要的是當地社會存在的不滿。如果不存在不滿的力量，西方顏色革命的「民主網絡」很難動員足夠的力量在當地發起顏色革命。通常的情況是，當地一些社會成員儘管不滿，但既無組織能力也無足夠的財政資源來組織和發動「顏色革命」。但一旦這些對政府不滿的當地成員，和具有組織與財政能力的「民主網絡」結合時，對社會的不滿就具有巨大的能量。
這些因素單個的行動，對主權國家或者區域地緣政治或許不會產生巨大影響，一旦它們結合起來，就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來製造一場「顏色革命」。近年來各地所發生的「顏色革命」已充分證明了這點。
拓展西方勢力範圍
儘管「顏色革命」改變不了國際政治的總體結構，但能夠對地緣政治秩序產生區域性影響，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顏色革命」後，當地社會確立了親西方的政權，成為西方地緣政治的內在一部分或者外延，擴展了西方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第二，在一些地區，「顏色革命」可以推翻現政權，但無法保證可以推廣西方式民主政治。往往是在現政權被「顏色革命」推翻後，當地社會陷於無政府狀態，甚至演變為失敗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顏色革命」會損害西方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它導致西方原本不想要的結果。 「顏色革命」的結果並不是發動者可以隨意控制的。
第三，國際經濟力量。國際經濟力量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的經濟活動。跨國公司是正式組織，但它們畢竟不是主權國家的政府。它們的活動往往弱化主權國家的能力。
對主權國家能力的負面影響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促成主權國家的稅收減少和稅基縮小。跨國公司象徵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其經濟活動表現為「去國家化」。在這個意義上說，主權國家已經失去了經濟主權。對很多跨國公司來說，把經濟活動轉移到其他國家，不僅是因為尋找傳統意義上的「投資機會」，更是為了逃避本國政府的稅收。這對西方高福利國家的企業來說更是如此。西方高福利國家，稅收一般較高，對企業構成負擔。這樣，企業可以通過「跨國」的形式來逃避本國的高稅收，使得本國政府稅基縮小。
第二，減少就業機會。就業是和企業的經濟活動聯繫在一起的，企業經濟活動走向海外，就意味着就業機會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狀態下，技術往往產生不了就業機會。傳統上，有了一種技術，就意味着一種產業和新的就業機會。但在全球化時代則不然。例如，假定美國企業發明了一種新的技術，但未必可以增加美國的就業，因為這個企業可以把這個技術放到海外，造就不屬於美國的海外企業，產生不屬於美國的就業機會。
第三，製造跨國金融危機。今天的金融經濟已經和傳統的很不相同。傳統上，金融經濟基本上為實體經濟服務，即為企業融資。但今天的金融資本不僅早已經脫離了實體經濟，更是綁架了實體經濟，構成了獨立的金融資本主義。跨國金融公司積聚了大量的資本，進行金融工程，往往是金融投機。在沒有被監管或者被監管不足的情況下，金融資本就會不定期地製造金融危機。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典型的例子。同樣嚴重的是，一些金融投機家專門攻擊主權國家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他們時刻都在尋找一些主權國家金融體系的弱點，一旦找到便以所掌握的大量資本，破壞甚至摧毀主權國家的金融體系。
原載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專載，題為編輯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