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乃香港前途重要轉捩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聲明，依《憲法》和《基本法》治好香港，並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加強代表中央對港監督，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港區國安法》。
《國安法》實施後，渴求恢復秩序者喜迎「二次回歸」，亦有悲情者憂慮一國兩制終結。民情反應兩極，但反映同一現實，即自回歸以來實踐的一國兩制，已顯得疲累不堪。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國兩制良好意願
回想1980年代中央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思維突破、不囿於教條，既安定民心，順利解決回歸問題，又可利用香港經濟優勢，配合內地改革開放，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及走進世界。當時主調是「兩制」，香港得以很多「例外」，否則水清無魚。
英治時期，香港能創造經濟奇蹟，靠自由、法治和國際化三大支柱，此乃1980年代中英談判和後來《基本法》致力保留的原有制度特色，亦即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所說老茶壺的茶漬。早年，時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也是草委，後故）安子介便曾倡議「港法治港」。
北京本以為「接管」英殖的官商精英共治秩序，轉移效忠，便可長治久安。不料回歸後港人治港意識澎湃，民主的爭議主導一切，卻未有好好解決，並藉身分政治冒起而擴大發酵；但既得利益不思進取，且體制束縛，致多年來錯失改革機會。
舊思維應對不了新變局
回歸初期穩住社會的四大板塊——即政務官系統、工商專業精英、愛國左派及新興民主派，20年間經歷衝擊分化。到今天，政務官神話不再，建制陣營新舊競逐，深藍新愛國群體崛起，泛民主流派飽受自決抗爭派排擠。社會嚴重撕裂，從前的均衡和遊戲規則不再有效。
政府駕馭乏力，建制派穩定不了大局，傳統泛民迷失方向，精英焦躁，草根徬徨，年輕人反叛，香港不復營商樂土。一年動亂釋放出大小魔鬼，內外矛盾總爆發，黃藍互鬥，仇恨氾濫，極端民粹主義扭曲和腐蝕香港過去引以為傲的制度，舊茶漬逐漸被洗掉。去年6、7月起，自決派癱瘓社會，暴力衝擊立法會、警察總部和中聯辦等，挑戰國家主權，北京認定抗爭已經變質。
大亂下，北京以國家力量進場，突出「一國」，重整特區秩序，但「止暴制亂」仍治不了深層次管治矛盾。亂後求治，尤需社會和解革新；互不信任下，殘局延續，愈難收拾。北京不採主動，內耗不止，焦點最終還須返回「兩制」的未來。
昔日經濟強勢，今貶為國安短板
香港曾是經濟強人，其優勢如金融、貿易、航運、專業服務、總部經濟等，皆建基於與美歐緊密聯結及高度自由開放之城市，並背靠國家發展勢頭，長期得益於內地勞工土地及惠港政策，及其龐大供需網絡，由此鞏固國際樞紐地位。
內地經過40年改革開放、粗放發展、學習西方、融入世界後，經濟已晉級轉型，決意走大國道路，確立新時代秩序。植根本身政經特色的「中國方法」，在舉國體制（China Inc.）下，強調黨政合一及市場配合國家，結合國家資本、創新科技和集權規劃。
新秩序要求特區經濟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政治上納入國家全面管治框架。這跟1990年代各自發展的「井水河水」論，大相逕庭。今天香港已不再是內地發展的典範，近年反處處表現為向中央討優惠、依賴內地因素，發展新產業但成效不彰，競爭力漸為區域其他城市趕過，精力日益為政治爭鬥所噬。
面對國家高度重視的能源、數據、科技等新經濟領域，香港可怎樣跟內地產生優勢互補的接合？充斥反中反內地意識的政治抗爭，更令內地官民反感：這還是「一國」嗎？對內治理未能發揮「港人治港」優勢，因循的政策思維對社會分配矛盾束手無策。所以根本問題是：今天香港憑什麼可例外下去？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美國遏中打港，削弱香港國際地位
自決抗爭派把前途押在美中全面決裂上，設想中國崩潰或受壓讓步。但實事求是看，終局多不會是美中全面決裂或其中一方崩潰。兩年前曾說西方押錯注於中國的《經濟學人》，最近便呼籲美國及其盟國放下幻想，說圍堵不會令中國屈服（註）。
中國龐大的經濟體系已跟世界多邊融合，而美國就算無法一國獨霸下去，仍具不可忽視的呼風喚雨實力，未來是「中國不倒、美國不敗」的膠着格局。從全球經濟發展及穩定言，美中兩國可說都大到不能倒。當前新冠疫情下，中國全年經濟仍見增長，但美國、歐洲、日本及英國均嚴重衰退。大疫過後全球經濟尋求復甦，離不開中國因素。
中國崛起，挑戰美國主宰全球政經秩序的霸權，西方以至一些亞洲國家歸邊美方。美國抵制，中國只好避險，調整國際策略，積極發展「內外雙循環」。美國遏中打港，以《港區國安法》為由，拉攏盟友乘勢制裁，削弱香港的金融、航運中心等地位，「去國際化」以挫其為中國增值之能量，香港已不能再像從前中美友好下盡得左右逢源之利。
面對美國卡壓，香港今後可如何自處、不為勢所孤立？全球極端民粹四起，麥卡錫式恐慌造成西方懼華反華，北京以國家安全作為對港政策主旋律，但慎防把香港驅向疑外怕外、草木皆兵的「國安城市」。故未來挑戰是：香港怎樣維持自由開放之國際都會？
經濟上求進，政治上休養生息也得求進
世代更替，時代已變，香港如此，內地如是。定調於1980年代現狀不變少變的一國兩制構思，顯然已與當今港情國情脫節。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未來的唯一選項，但須重拾基礎，正視新環境和全球大局，不能一廂情願。
香港以其國際化而優於內地省市，現遭受美歐排擠，會否令北京失去予以例外的誘因？有說香港可積極參與國家內循環，但若處處躲在國家背後、全面「內」向化，等於自廢武功，香港不再「香港」。若發揮不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敢為天下先，則中央幹啥保留香港特色？若香港無法進行制度改革修補撕裂，則難以凝聚力量、自信向前，故須取得中央信任。一環扣一環。
一國兩制關乎矛盾協調的實踐藝術，制度張力仍會持續，關鍵在於究竟是建設性還是破壞性的張力。政治和經濟雙重衰退下（新冠疫情更雪上加霜），令香港蒙受巨大創傷。港人須謀求自拔，不能再寄情於虛妄，墮入一個等待復等待的怪圈。經濟上要求進、政治上休養生息也得求進，不能迴避轉型之痛。各方持份者和年輕一代都要深思：香港前途依賴的條件何在？中國還需要一個例外的香港嗎？
註：The Economist （2020） “The Chinese Model”, 15 August, p. 9；同期：“Briefing: China’s hybrid economy”, pp. 15-18.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