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逾9個月，環球確診已超越3640萬宗，每周增加達200萬宗，形勢殊不樂觀，尤其新興經濟，例如印度每天確診達10萬宗之多，情況嚴峻。況且疫情反覆，歐洲近來又死復燃，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地爆發第二波。
美國更是重災區，確診700萬餘宗，病歿突破20萬人，半數州份確診人數更止跌為升，問題未見受控制，最近連總統及夫人，乃至高級顧問與官員等亦染疫，消息轟動全球。
避開兩難事半功倍
內地、台灣、澳門和香港抗疫表現不論，若環顧全球其他地方抗疫，可謂有得有失。手忙腳亂沒做好應對者，事倍功半；不慌不忙能緊抓抗疫關鍵者，事半功倍，粗略上可歸納為三大類別：
- 美國及印度等地未能控制疫情蔓延，感染及死亡個案仍節節上升。
- 德國及部分歐洲等地迅速控制疫情，感染及死亡個案下跌至零星數字。
- 挪威及南韓等地有效壓制瘟疫爆發，感染及死亡個案應聲下跌。
市民大眾難免疑惑：如何抗疫始能克難？究竟怎能更有成效？所謂成效，是控制並減低直接及間接影響。直接影響是瘟疫蔓延，人命傷亡難免。間接影響是管制人流物流，阻截病毒擴散，唯這樣必然殃及經濟貿易，打擊民生就業，令經濟陷入蕭條境地。
其實情況並非一面倒，不乏成效顯著，避開兩難局面，不必抉擇取捨。例如紐西蘭內弛外張，及早阻截及控制蔓延，減少國內活動管制。其他海島型經濟（如澳洲、冰島），也有效防止爆發。非海島型經濟而出色者，如挪威、烏拉圭、瑞士、德國等，措施先嚴後寬，及早實施嚴厲限制，隨後按實情調整解除。不過各地政府大多表現欠佳，有負大眾之期望。
三大手法對症下藥
抗疫有方，對症下藥，減低死亡率，控制感染者，可歸納為三大手法：
- 管制從嚴，以越南為典型。
- 謀而後動，以德國為榜樣。
- 有備而戰，以南韓為實例。
截至10月初，越南確診1099宗，35人死亡，而且自8月中情況已穩定。不過越南實行社會主義政治及經濟制度，動員全民抗疫，厲行公共紀律，加上指令自上而下，深入基層，其他地方未必可效尤。然而，實際措施仍可借鑑，包括公共醫療基礎建設，及早加強邊境檢疫，推行全民檢測，阻截社區散播，緊密追蹤接觸者，及早隔離疑似患者，清晰通報，人人自律等。
截至10月初，德國確診約31萬宗，染病死亡人數小於9700人。預防、檢測、控制、治療等四方皆出色，歸功於完善醫療保健制度，先進醫療研究設施。公共醫療系統優秀，及早推行檢測，資料搜集、分析、發布有條不紊，政策決策透明，贏取民眾支持，上下同心。政府以三項指標：感染率、嚴重性、醫療負荷率等衡量成效，也是政策依據。民眾清楚理解措施寬緊之基礎，信任政府決策。值得留意者，近來疫情反彈，政府迅速掌握來源，加強護老院及屠場防疫，阻截病毒蔓延。
截至10月初，南韓確診少於2.5萬宗，染病死亡人數小於430人。汲取中東肺炎（MERS）之教訓，官民緊密合作，及早在檢測、控制、治療等，採取有效措施，不必採取行政手段，實施工商停業、居家令等嚴厲限制，也能控制疫情。然而，南韓人口集中城市（大於80%），社區感染源自群體活動：信眾崇拜會、宗教法會、體育賽事，以及大型工場（如電話服務中心）等；況且民眾對私隱較寬容，有利檢測及追蹤。不過其未雨綢繆之態度，科學數據為本之決策，清晰明確之對策，創新科技之應用，皆值得借鑑。
眾所周知，抗疫有如風險管理，共有三道防線：
- 檢疫：實施入境健康申報地檢測疑似個案，阻截病毒入侵。
- 治疫：分析病理，對症下藥，救急扶危，根治疫症。
- 防疫：全民檢測，嚴守公共衞生，推廣個人衞生，研發疫苗，阻截傳播鏈。
統計分析貼緊形勢
有效管理防線，需要統計分析，不過統計往往落後形勢又不完整。決策須抽絲剝繭，去蕪存菁，並結合經驗，靈活機動，始見真章。英國智囊「世界統計透視」（Our World in Data）整理各地統計，分析追蹤疫情，公諸於世，資料豐富，讀者可登上其網頁，增進知識。各地人力物力直接影響統計質量，應用及比較時，須留意細節異同。
何謂完善及完整之疾病統計？其一，每日檢測猶如抽樣統計，樣本多寡（檢測率）之偏差有別，影響結果。檢測少又確診少，疫情未必受到控制。檢測少而確診多，也未必失控。檢測多又確診少，則疫情受到控制。檢測多又確診多，則不許樂觀。其次，即使樣本足夠，檢測是否合格，應以確診率為準，儼然工廠品質管制。依據世界衞生組織之建議，正常化確診率低於10%，檢測始合格，而低於3%最可靠。例如9月底印度每天檢測率為每100萬人有800人，其中60人（7.5%）確診，疫情欠佳。德國檢測率是1966人，其中22人（1%）確診，情況受到控制。
其三，各地政府最重視死亡風險，而官方統計卻是最有爭議者。顧名思義，確診死亡率（case fatality），不計算未確診而病故者，或病故而從未檢測者，並不反映疫症實際死亡風險。道理甚簡單，統計不計算感染而未發病又未檢測者，確診死亡率可能高估真實風險。統計也不計算死亡而未發病又未檢測者，確診死亡率也可能低估真實風險。除非強制全民檢測，找出實際感染人數，推算感染死亡率（infection fatality），始能確定死亡風險大小，但實務上未必可行。
退而求次，可從額外死亡率（Excess Mortality）推算確診死亡率之偏差。額外死亡率（P值）定義，是瘟疫期間高出正常者，即是早年同期統計。假設非瘟疫死亡率不變，額外死亡乃直接或間接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關。間接影響包括醫療系統超負荷，非緊急服務讓路，影響照顧長期病患者，增加死亡人數，不過難以分辨。世界統計透視之分析限於歐洲，顯示英格蘭及威爾斯、西班牙第一波之P值甚高，而德國及挪威之P值徘徊低位，反映抗疫得失，高下立見。
是回瘟疫來勢洶洶，不少政府措手不及，病毒入侵社區蔓延，只好兩害取其輕，不約而同以人命為重，嚴厲管制人流物流，阻截病毒散播為要，而容忍經濟淪陷不景氣，像巴西般的例子甚少。不過環球供應鏈及需求鏈停頓，經濟全球化多邊模式之盲點暴露無遺。其實危機前所未見，無人倖免，復原之路舉步維艱。
抑制蔓延壓傳播率
抗疫是抑制瘟疫蔓延，防疫是消除病毒感染，目標應如何量化？抑制瘟疫蔓延，是壓低傳播率（Reproduction Ratio）低於1。若傳播率（Rt值）高於1，而出現個別免疫群，顯示病毒仍活躍，隱藏傳播者未清除。消除病毒感染，是壓低Rt值近0，不會出現個別免疫群，直至疫苗面世，全民接種，集體免疫。綜合分析，新冠狀病毒肺炎不會銷聲匿跡，有如沙氏肺炎般，零感染可望不可即，Rt值也不會是0，故此疫苗面世時間至為關鍵。
綜合以上世界各地抗疫得失，不難得到一些有助我們抗疫克難的啟示和教訓，簡單而言，可分為上策、中策、下策三個層次，值得香港學習和思考。上策是檢疫隔離，以第一道防線阻截病毒入侵，防患未然。不過，政府往往猶疑不決，坐失良機。假如有備而戰，香港第二波（滯留外地居民返港）應可避免，癥結是集中觀察設施不足，家居觀察漏洞百出，未及時隔離病人治療，病毒社區擴散。香港第三波（海員及空勤換班）是重蹈覆轍，癥結是豁免檢測有漏洞，又不集中隔離待命，病毒有機可乘。
中策是檢測追蹤隔離，啟動第三道防線，動員應急設施，及早阻截瘟疫蔓延，抑制傳播率，分隔高危群組（例如長期病患及年長者）以減低風險。成敗關鍵是官民互信，搜集及分析資料，作為應變依據。局部限制人流物流難免，故此決策透明，訊息發布及時，至為關鍵。南韓汲取中東肺炎（2015）教訓，當年小於17000人感染，38人病故，旅遊業損失26億美元，抗疫花費10億美元。事後政府改革公共醫療系統，加強應變瘟疫能力，今回正好派上用場。
下策是以行政手段阻截傳播，全面限制人流物流，配合檢測追蹤隔離，切斷傳播鏈。湖北及武漢率先封省封城抗疫，立竿見影。歐洲出現第一波，紛紛借鑑，不過疫情尚未受控制，經濟負面已浮現。政府陷入兩難，舉棋不定。
內地封省封城措施見效，有賴天時地利人和，因當時正值農曆春節長假，遊子返鄉度歲，經濟處於半休息狀態，措施影響有限。時空不同，社會及政治制度有別，東施效顰，效果自然不一樣。
世界統計透視分析谷歌（Google）編製的《疫情下之社區流動報告》，發現行政措施改變出行習慣，不過季節性影響（例如：夏季公園遊人增多等）難消除，是否有助控制疫情，不宜草率下結論。
加強互信贏回信賴
香港對沙士肺炎記憶猶新，防疫意識高，警覺性也高。農曆新年前後，外科用口罩渴市，供不應求，是最佳寫照。客觀上說，應對疫情成效比上不足比下綽綽有餘，殊非僥倖，應給予充分肯定。抗疫事半功倍，統計至為關鍵，德國及南韓是典範。相比先進經濟，香港之統計有限（證諸世界統計透視之抗疫資料庫），屢屢化險為夷，乃大眾抗疫意識高，又能同心協力之功勞。9月份之全民自願檢測結果正面，取得成效，合乎預期；以每百萬人計，每天平均檢測16961人，確診者小於1人，按國際準則，足以令人釋懷。當務之急是按部就班振興百業，重拾經濟動力，恢復正常民生。
不過，瘟疫也暴露官民鴻溝之大，此點相信與近年社會嚴重撕裂、互信薄弱及過於政治化有關，並不意外。瘟疫面前，弱勢群體與低層受到打擊尤大，各方應放下成見，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如2003年時般一起克服危機。政府更應主動走前一步，禮賢下士，廣納人才，既要認真檢討公共醫療保健應變架構，亦應借鑑德國、南韓及先進經驗，完善資料統計，重整官民合作機制，加強未來應付挑戰的能力，贏回民眾之信賴。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