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
周其仁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兼長江商學院教授，還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他在當今中國的經濟學家中有點另類。儘管受過嚴格的西方經濟學訓練，但他不是從書本中去尋求解決經濟問題的答案，而是深入企業、農村，從悉心觀察真實的經濟生活去探索理論。因此，有人把他稱為「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家」。
認識其仁很早。1980年代初，他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有一年，他回上海探望父母，在朋友聚會場合聽他談農村改革。我認識「三所一會」的朋友不少，但其仁給我的印象最深。他的雙目炯炯有神，靜靜地坐在一邊、面帶笑容地聽別人發言。輪到他說話的時候，神情顯得格外自信，配合着豐富的手勢，神采飛揚，思路清晰，充滿邏輯力量。他不像其他人那樣誇誇其談，生搬硬套自己也沒弄懂的西方經濟理論。他的真知灼見源於深入調查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沒有什麼空話廢話，卻有大量鮮活的實例，因此很有說服力。交談之下，知道他和我一樣1968年中學畢業後下鄉務農，曾在黑龍江完達山狩獵七年。在基層接觸了大量的社會現實，使我們知青一代都比較務實。其仁每年幾乎有一半時間都在農村調查，研究土地產權和承包合約、鄉鎮企業發展。他的頭腦裏總是先有現象，從現象裏提煉問題。因此，對許多經濟問題有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得到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賞識。
留學美國的同窗時光
1991年夏，我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和周其仁一起在黃宗智教授門下讀博士，成為同窗好友。開學前，我們見了面，談起將來的打算。當時，我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對前景很迷茫。但他則很堅定地說，學成後是要回國的，不願留在美國做個二、三流大學的教授。在黃教授的第一堂課後，我問其仁聽懂多少。他說，大概聽懂了兩、三句話。他是一年多前到美國後才開始學英文的。我的英文程度也和他差不多。但其仁的英文幾乎是突飛猛進，不僅很快就能應付聽課，而且到第二學年就通過了擔任助教的英語測試，五年後就取得了博士學位。除了聰明過人之外，不能不佩服其仁的勤奮。他幾乎嚴格到不讓自己浪費每一分鐘。在校園裏，從未見過其仁和別人閒聊，任何時候遇到他，總是戴着耳機在收聽英語。除了歷史專業的課程之外，他還在經濟系修讀了大量的課程。
即便如此珍惜時間，但在那些日子裏，其仁對我的幫助是無私的。儘管他只比我早到美國一年多，但經常教我如何盡快適應在美國的生活，手把手地教會我使用電腦。當時他一家人以及父母親都住在學校的學生家屬公寓，而我獨自一人在美國。逢年過節，他怕我因孤獨而患上思鄉病，總是請我去他家裏做客。最難忘的是1993年暑假，我父親從國內來美國探親。其仁知道後，怕老人待在家裏無聊，特地組織同學舉行了一次野餐會，邀請我父親參加。那天他從頭到尾陪着我父親聊天，熱情地介紹我們的校園生活。多年以後，其仁去蘇州大學講學，還特地去看望我的父親。因此，父親一直記住我的這位老同學，經常和我提及那次難忘的野餐。
1994年夏，我決定輟學去香港傳媒界工作。臨行前，我們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當時其仁已經選定以研究中國農村勞動力問題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我問他為什麼會選這個題目。他說，中國地少人多，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問題關乎未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將來回國後，教書之餘希望做點農民工的技術培訓工作，提高勞動力素質。兩年後，其仁來香港，說是有可能來香港科技大學教書，但要求每年只在那裏教半年書，還有一半時間要在國內工作。最後港科大沒法滿足他的要求，其仁決定去北大任教。
回國研究經濟發展
此後，我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我去北京，或者他來香港，都會聚在一起聊天。我喜歡聽他講真實的中國故事。回國以後，其仁沒有躲進象牙塔，依然風塵僕僕地帶領學生去企業和農村進行調查。例如，參加勞動部就業司對綿陽、上海等地的勞動市場調查；對淄博資本市場的調查；參加山西引黃工程諮詢專家小組，研究水價制定、水機構改革、工程合同和監理制度；研究電信業市場的開放；開展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調查研究等。這些對真實世界的觀察，使其仁和他的弟子們帶出了中國「實證經濟學」的學風。這些年裏，他寫了不少書，如《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挑燈看劍》、《中國做對了什麼》和《病有所醫當問誰》等。
每次出書，他都會送我一本，讓我先睹為快。這些書都不是鴻篇巨製，大部分是短小精悍的經濟學隨筆結集。在文章裏，其仁一如既往地從眼下這個經濟大時代的現象和思想出發，提問題，辨觀點，闡釋自己的見解。曾有人說，周其仁的研究，學術含量不高。我很納悶：中國經濟學界怎麼啦？難道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不是學術，那些拾人牙慧、生吞活剝西方理論的東西反而叫學術？難怪老友丁學良要說，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