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愈來愈明顯的問題是，政府總不能無止境地推行抗疫防疫紓困措施。財政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而更嚴重的是，誰也不敢說疫情再過半年、一年便會受控。曾經想像為短期救急措施的，或者是一個「無底深潭」。如果只是一次過的話，那當然可以當作例外，額外大刀闊斧。不過，假如要預備長期作戰，則要討論的問題便不再只是究竟某項支援措施是否還有第三、第四期，而是大家想像中的中期、長期社會狀况將會是什麼模樣？所謂的「新常態」將會是什麼一回事？大家需要一個圖像，來幫助了解和探討究竟擺在面前的是些什麼挑戰。
在建構一個有說服力的圖像時，需要有客觀基礎和合理的評估之餘，更要實事求是，敢於面對現實。過去多月面對疫情的經驗，大致上可歸納為兩個重點：
（1）疫情反覆，基本上難以肯定某種／某個程度的防疫措施可以一直應用到底。簡單的說，一些規限可以在放鬆後又收緊，而收緊之後又放鬆，舉例：是否容許食肆提供堂食，另每張枱限坐多少人客，直接影響飲食業的生意。他們所面對的挑戰，不單止是生意量的大小，又或者個別食肆能否通過外賣服務來「拉上補下」，而是究竟在中期而言，他們應以哪種估計來決定自己生意的規模（再而影響到經營時間、僱佣人手等）。是維持現狀而經營下去？縮減規模而繼續經營？還是索性結業？某些防疫措施、安排不太可能一直應用到底，但是否可以大概定在某個出現調整的範圍（例如全面禁制食肆提供午市、晚市服務的做法，基本上不適合香港社情，所以相關措施的調整，大概是限制每枱人數及餐桌相隔的距離），好讓經營者估算究竟應否繼續，還是另作打算？
恢復跨境人流必須同時有效管理入境旅遊
（2）新型冠狀病毒病乃世界性疫症，大大影響人的跨境流動。但就算人流大減，由外地傳入的風險也不可能完全百分百減至零度。可以想像，很多人都期望不久之後便可實行某程度的人流「正常化」，以有序的、適量的方式重新打開跨境活動。問題是恢復跨境人流一定會有風險，而這裏所指的風險可以是輸入傳染，同時也可以是輸出個案。就算是選擇性的「旅遊氣泡」，或者設立「健康碼」，均不可能完全保證不會出現感染，而只是減低機會率而已。如何安排跨境人流「正常化」，除在技術細節上要極小心處理之外，亦要想清楚究竟目的何在。
經過多月來飽受疫情所困擾，旅遊業及相關服務大受打擊，這是大家都理解的。但問題是：如果以為推出「健康碼」，放寬跨境人流便等於挽救旅遊業，那又似乎想得太過簡單。
首先，市面上各種服務的開放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整體抗疫的安排。由聚集人數的限制到餐飲服務提供，旅遊景點的安全社交距離定義到一般商店的營業時間，基本上不可能因為需要遷就旅遊業而有特別安排。在疫症未完全受控的氣氛底下，重啟旅遊業只可能是有限度的恢復經營。在中、長期而言，旅遊及相關服務將要面對十分大幅度的調整。坦白說，如何調低這些行業的規模，並且協助轉型或完全轉變營運模式，是一個很實在而且不能迴避的議題。
第二，同樣重要的是，恢復跨境人流必須同時有效管理入境旅遊。任何開放旅遊的安排必須考慮雙邊的關係，有來有往，在公平的平台上進行。不過，我們也需要明白，內地遊客辦理「健康碼」的成本低於香港人支付同類健康證明的費用。因此，當恢復往來時，隨時出現出入人數不均衡的現象。純粹為了短期經濟效益而忽略入境遊客量大增所可能帶來的矛盾與衝突，很容易因小失大，令問題變為摩擦衝突的成因。所以，處理這個議題不能心急，要有足夠準備去仔細管理，並且要有整個局面的全局觀，否則欲速不達，反過來拖慢日後有序開通跨境人流。
政府防疫措施 直接影響很多行業經營
拋出以上兩點，當然只為方便討論，而並不是對疫情的全面觀察。但我相信，更深入的討論只會促使我們更需要正面面對一個基本的問題：在新型冠狀病毒病「新常態」底下，我們的服務型經濟不可能不調整。背後的原因部分是市場條件、需求的變化，個別企業、商戶要重新定位，要作出相應的決定、部署。
但我們也不可不知道的是，對很多行業來說，他們所面對的挑戰，不單純是市場環境起了重大變化（如人流顯著減少，而減少逛街之後，消費意欲也隨之而下降），而是政府的防疫措施直接影響到經營的可能性、方式等等。當初第一次派發補助金的時候，大家視為過渡性質，未有進一步討論到了下一個階段是否就是復元。可是，走下來，疫情沒有消失，繼續需要政府定下防疫的措施。在這個過程之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情况下，政府的角色「愈踩愈深」；那不是政府有意更多干預，而是它的決定對整個社會環境起着支配作用。
對某些行業來說，政府宣布某些防疫措施，基本上等於決定了他們能否營運。如果措施都屬於短期性質，在指定時間之後便會取消，回復「正常」，那麼不同利益的期望還是可以管理的。不過，當疫情變為長期地不確定的時候，企業、商戶便開始無所適從。究竟政府對疫情底下的營商環境應採取什麼態度？需要負什麼責任？（當然，經營超級市場、網購的公司或者沒有什麼意見）這將會是一系列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或者，如果特首能夠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裏回應一個問題便已經足夠——她對未來一年的香港社會，有一個怎樣的圖像？
究竟她會如何估計未來一年的抗疫防疫環境？最快何時可以回復「正常」運作？抗疫的補助金到哪個時候不得不減少甚至中斷？如果「新常態」就是繼續各種人流管制（例如仍然有限度開通跨境人流、依然實施——儘管略為放鬆——限聚令），那政府有何調整新的經濟環境與秩序的想法？
在過去一個月，商界開始發出聲音。在未來的一個月，這種聲音會響亮起來。這次是生意人失去耐性。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