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謠至死

古人說謠言止於智者,但在今日世界,更準確的說法是謠言止於知者。自由、開放和文明的社會必須在充分掌握與尊重事實的基礎上運作。因此,侵蝕民眾區分事實與謠言的能力,就是損害社會的自由、開放和文明。

35年前,美國媒體評論家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一書慨嘆,當代社會雖然沒有出現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一九八四》描寫的極權主義橫行,但人類還是逃不過被壓迫的宿命。壓迫他們的不是獨裁政府無孔不入的監視和鐵腕管治,而是他們自己像癮君子一樣對形形色色的消遣和娛樂沉迷到不能自拔。這正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另一本反烏托邦經典《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繪影繪聲述說的境況。

波茲曼視大眾娛樂為精神鴉片,對它的興趣遠高於蘇聯和朝鮮等極權國家的管治,這是他的美國中心主義(Americentrism)作祟。更何況軟硬可以兼施,政府的雷霆手段配合財閥的懷柔政策,足以令只對極少數人有利的現狀幾乎無止境地延續下去。社會學家稱之為"perpetuation of the status quo"。

35年後的今天,人類使用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站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和無法逆轉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警惕的不再只是「娛樂至死」(amused to death),而是「分心至死」(distracted to death)和「中謠至死」(disinformed to death)。

謠言止於知者

新一期《紐約書評》有一篇文章題目剛好是《中謠至死》。作者弗德藍(Jonathan Freeland)指出,很多人以為「造謠」是故意散播假消息和假新聞,其實不然。造謠得逞,陰謀論可信,往往是因為它有一定的事實基礎。比方說,指女學生之死是黑警所為。女學生之死是鐵一般的事實,將其歸咎於警察才是憑空杜撰。的確,最狡猾、最具殺傷力的造謠,是將已知的事實或已發生的事情從它們所屬的情境抽離,目的是要為本來全無根據的指控或說法提供一定的事實基礎和可信性。很諷刺,在今日社會,最善於以這種方式造謠的竟是新聞媒體。這一點,香港人應該心知肚明。本地其中一份暢銷報章,正是不折不扣的「說謊機器」(lying machine)。

古人說謠言止於智者,但在今日世界,更準確的說法是謠言止於知者。自由、開放和文明的社會必須在充分掌握與尊重事實的基礎上運作。因此,侵蝕民眾區分事實與謠言的能力,就是損害社會的自由、開放和文明。

事實和科學帶來的幸與不幸

在疫症肆虐之際,這更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政府講真話,傳媒如實報道,徵詢專家的意見,確保與疫情有關的準確資訊有效流通,就是對抗大傳染病的關鍵。美國人的不幸,是在百年不遇的疫症來襲之時,由一個百年不遇的反智和反科學總統領導。造謠既是此人的登龍之術,他自然不相信事實,更無法理解謠言與事實之別。結果,疫症會在瞬間消失的「神奇想法」(magical thinking),以及呼籲國人把漂白水注入體內的偽科學,成為美國聯邦政府應對疫情的兩大法寶,焉能不敗?

英國人比較幸運,昔日為支持脫歐而高呼「我們已經受夠了專家」(we’ve had enough of experts)的大臣高官今天迷途知返,信誓旦旦說他們會「謹遵科學的指示」(follow the science)。

在香港,疫情至今未至失控,也許是因為專業造謠者在疫症期間偃旗息鼓,城中幾部最大的「說謊機器」亦沒有全力開動。這是港人之幸,他們對謠言的免疫力從來不高。新冠肺炎的疫苗在研發之中,對抗謠言的疫苗可有面世的一日?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