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的決策能力弱，因此，防疫禁食肆堂食的政策錯漏百出，深為社會各界詬病。一如豁免入境隔離的政策，只是從文件層面，按自以為是的邏輯決策，不作具體的調查和與業界探索。
事實上，豁免入境隔離還應作核酸測試，測試結果為陰性者，還要防範測試不是完全準確的因素，仍然要對豁免人士的在港行動有所限制、有所記錄跟蹤。很可惜，特區政府各部門在豁免政策底下便放任不理，政府亦不予監督、檢查、追究。顯然是高層決策考慮不周，也不去監督執行，因而不能從執行過程的反饋來得到訊息以調整、修改政策。
禁食肆堂食是為了防疫，可是決策者離地，不明白香港在現時的運作中還有很多人要上班工作，有午膳需要，禁食肆堂食便把不少人趕往路邊進食，在酷熱天氣之下實在無人道，同時多人聚集亦構成傳播病毒的風險。決策不考慮實際情況，反映出決策是在辦公室裏進行，少數人拍腦袋決定，沒有徵詢執行部門和業界的意見。政策一出，問題即見，突顯出政府決策的失誤。
當然，禁堂食引起的不便與風險較小，比不上豁免政策帶來第三波疫情的巨大傷害。但小事還是失誤，明顯地特區政府上層的決策能力低落，若不改變，便會是大小事一齊出現失誤，社會經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典型的「庸官治港」了。
不過，至少在反應方面，特區政府還肯知錯改正。在豁免入境人士一事上，政府堅持不承認失誤，表現出官僚主義的傲慢與固執。現時有否修補漏洞，還是不得而知。而在食肆禁堂食一事上，社會反應強烈，連主張的專家也改口，政府被迫修改政策，開放社區中心作午膳場所，之後更恢復食肆朝五至晚六可堂食，但把每枱人數限至兩人。
一、兩天內便調整政策，可算是從善如流，有利民生與防疫。只是，為什麼開始時這麼糟糕？在決策過程中為什麼沒有人提出異議？是否政府高層決策已變成如一些企業那樣，老闆話事，下屬只有賠笑附和，不敢據理力爭？
殖民地時代，香港決策有英國監督和政策研究支持。回歸後，政務官執政便缺監督與支持，此所以官僚主義橫行，大小決策接連失誤，特區政府的不作為與亂決策，便成為回歸之後香港發展的最大障礙。
禁堂食可以一下子調整，但更重要的全面檢測，特區政府的決策者還是抗拒。香港資源能力不足，為什麼不請求內地支援？決策者的考慮是人命與香港經濟復甦重要，抑或是向反中排中者投降？
防治要不惜一切
應對香港現時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區爆發，只能採取內地成功的經驗──全隔離、全檢測、全治療，不是被動消極的反應，而是主動積極的走快一步來應對。這便是早隔離、早檢測、早治療，早是關鍵，因為這個疫症有眾多的無徵狀患者和帶病毒者，確診已經是發病之後多天，發病也可能是感染病毒之後多天。
因此，防治之策不可能在確診之後才啟動，也不可能只針對確診者和他們的緊密接觸者。因為病毒已散播於社區之內，確診者只是冰山一角。即使確診者中也多數找不到感染源頭的，正是社區散播的一個表象。
應對之策，不是頭痛醫頭，應是全面搜查，把病毒散播的範圍弄清，把感染和帶病毒者找出來，才可以有效防治。但這是談何容易，需要政府、社會合力投入。
這便是早隔離、全隔離，不能採取家居隔離來把病毒留在社區，而是把有關人等全部隔離於社區之外，徵用酒店和公營設施是必然手段。
早檢測是全檢測，全港各區按照發病多少排序給居民用公帑全作核酸檢測，而且要強制，不能有漏網之魚，把檢測的目的破壞。香港缺乏則向內地求援，並且徵召私營診所參與。或許不如內地那樣雷厲風行，短時間便可把全市千萬居民檢測，特區政府也應向公眾和中央政府承諾，在10天、20天之內把全民檢測，不僅是為了清查當前社區散播的情況，更為秋季下一波的疫情作出準備、防範。
全治療則很簡單，是所有患者入院治療，不容患者在社區滯留，這方面的關鍵是病房。依疫情爆發，現有病房數目難以應付，便只有倣效內地設方艙醫院，不能心存僥倖，而是要立即建設方艙醫院。
隔離接觸者的場所容易，只要徵召公私營的體育和度假營便足夠。配套設施與人員不難，主要是政府有否決心。方艙醫院在人和設備都要求更高，將使深受壓力的公營醫療機構百上加斤。最佳方法還是請求內地外援，從港大深圳醫院開始，徵請醫護人員，特別是內地有方艙醫院工作經驗者。香港請求，中央必定支援，甚至為加速建設，也應請求駐港解放軍協助。
疫情爆發的威脅下，人命寶貴，不可能讓無聊的政治、既得利益者的自私，阻礙防治，害人性命。在這重要關頭，林鄭政府不能一錯再錯，遲疑行事。這一波疫情只是序幕，還有秋季，若今天守不住，秋季怎守？防治要不惜一切，否則的話，拖延下去，對經濟、民生，尤其是弱勢社群，危害極大，林鄭政府便成罪人。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