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馮檢基（一）：代議士要看民意，但也要有原則

馮：這個方案據政府官方說法，是符合《基本法》45條，而《基本法》第45條，是說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換句話說，林鄭說這個方案是符合45條，是個「最終方案」。如果這個最終方案我們認為不是真普選，將來就沒得改了。要改都是形式上的改變，而不是原則上的改變。

為何我們會說這是有問題呢？因為《基本法》第39條說明，香港可以根據兩條國際公約自行立法，一條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其中第25條就指明，每個公民都有參選及投票權。現在看到的是，提名委員會委員本身有自己的選舉方法，以至其630多票都是公司票或團體票，而這些公司和團體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央政府或工商界有關係的，即是說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有不少機會可被影響或操控；而出選門檻是是百分之五十一，這樣很直接的就可以想到，目前方案的安排並不符合國際公約中訂明公民有參選權及投票權，以及參選人口不應該有不合理限制的原則。我們覺得現在提出這個方式，正正造成了不合理限制，所以這個問題已不是用民意來判斷符合或者不符合。

馮：當然每一個民意，我們都會參考、會考慮，即是說民意不可以不屑一顧（按：馮議員其後補充，民意應很難過七成）；但我作為一個政治人，要參考之餘，也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對香港有願景，有目標。當民意與理想或願景出現矛盾的時候，就要有一些考慮與選擇。

馮：優化門檻是優化不到本質。優化門檻需要人大同意，即是要在人大決定之下，在它的框架之內，決定你的優化；又例如提名委員會是否可以增加人數，提名委員會可否增加一些界別，這是本地立法中香港人可以決定的，但這也要行政長官提上來我們才有得修訂。如果行政機關不提上來，立法會議員連修改也沒辦法。有些門檻就在人大，例如《基本法》的修改，你動不了，人大那三個決定你動不了。所以那三個決定，以及《基本法》，香港是不能優化。香港是否可以將人大《基本法》的決定修改？而更重要的是，這個決定沒時間限制，所以我覺得人大決定是令我們不能優化的鐵閘，現在我們動不了《基本法》45條，提名委員會怎優化也不能改走它，怎去談優化？

馮：遺憾地，是沒有的。最爭議的方面，已被人大常委三決定及《基本法》緊緊框死了。

馮：在8.31之前，我曾經提過一個具可能性的方法，就是提委員委員由所有選民選舉產生，令到方法既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無損普選的目的。現在有38項分開四大界別，我們就增加這些項目，令所有選民能入這四個界別，例如每個界別有90萬，四個界別就有360萬，每個界別選300人出來，變成一個普選產生的提名委員會。如果提委會是普選產生，無論門檻是高是低，都變得容易處理，這就不會有大公司或團體壟斷。解決了這個問題，每個人基本上都平等，投票選出來的委員都是普選委員。可惜的是，根本沒人理這個具建設性的提議。

如果大家都認為這方法沒有違反《基本法》，甚至是我們本地立法的範圍之內，那這個方案就可以跳出既有門檻，因為我們只需要將38個界別，變成100個界別，再放進那4個範疇，每個範疇有90萬人就可以了。

馮：我一直都參與泛民的討論，泛民與中央委員先後見過幾次，泛民的提議是有變動的。第一次是拿着（真普聯）三軌方案，到深圳和張曉明會面，寫了報告書給他，提出希望將來政改方會符合國際標準，及沒有不合理限制。當然有些人批評我們，普選沒國際標準；事實上，我們的國際標準，就是《基本法》39條，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點出了公民權利就是參選及投票而沒不合理限制，這就是國際標準。所以我們到深圳時，就將方案變成一個方向或價值，要求8.31不要把那個框架訂得太死，令8.31公布後還有商討的空間。然而當8.31決定出來了，方案卻是這樣，我們收到的訊息，就是中央完全不理會泛民及市民的聲音。

馮：我認為這個決定與梁振英的報告相似。我對此的理解是，中央直接看的是梁振英的報告書，而不是政改小組的報告；換言之，就是特首「胡作妄為」，不理香港人說什麼，「一言堂」。而中央政府就聽了梁振英的話，用了他的建議。事實上，就連左派的建議都沒有這麼強硬。

馮：我不是佔中的核心，我也是在外圍。佔中的一些大方向，例如爭取民主，我們是全面認同及支持的；形式上，就是辦了多次商討日，討論不同的政改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準，而如果政府的方案不符合標準，就去佔中。

從結果得失來看，當然是無效果。但是不是策略造成這個結果呢？這有點複雜，很難說。我們看到，其實整個過程上有充份討論，向各方提供及收集意見。如果不是結果讓人感到有不合理限制，佔中（或是佔領運動）就不會出現。

三子開展佔中運動之前，事實上與中方也有不少溝通。就是以前的溝通沒有成果，所以就出來用另外的方法推進香港的民主。「十死士」之前也是「傾」（編按：香港政治有「又傾又砌」一說，意指泛民與中央既要對話，又要抗爭，雙線行車。）的人，為何會令一些願意「傾」的人死心呢？戴耀廷之前也是《基本法》諮委，他也是願意「傾」的人，甚至曾與魯平及中央討論《基本法》的問題。

然而戴耀廷是學者，而且他不是「自己人」，他的意見中央未必會聽；但梁振英呢，他的報告中央就聽入耳了，這就是個問題。所以說，佔中的策略有沒有錯呢？至少，我們看看之前「傾」了20年，結果是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