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論「行為準則」，作為社會文化的一個層次。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實際上無處不在。這裏聊舉幾個例子。我們馬路上的汽車，英國、日本、泰國是「左上右下」，其他多數是「右上左下」。純粹是傳統留下來的，無所謂好壞，但是已經成為有形的規矩。
進食。西方用刀叉，正規來說，是在碟子裏完成了切割，才放進口裏咀嚼。中國人是用筷子加上牙齒，用牙代刀，以「咬」代「切」。外國人初用筷子，往往用筷子在碗裏面攪來攪去，希望完成切割，才夾進口裏。而一些外國朋友，看到中國人吃飯，往往桌面上遺下骨頭、渣滓，很不習慣。西方的碟中切割，也有不同的準則，英國人教孩子，是切一塊吃一塊；很多美國家庭教孩子，是先把食物切成很多塊，才一塊一塊送進口。
在歐美，會看到年邁的老太太，每天穿得整整齊齊，不忌鮮色，如赴盛會，然後也許就只是在公園坐上半天，到處可見。不像其他社會，人一退休，穿着就放任了，完全不講究形象了；步入晚年，就彷彿流浪落魄的樣子。老年人對自己的形象要求，也是一種社會的行為準則，一種文化。
姓名次序 大有文章
東亞社會，姓名都是「先姓後名」，西方社會，一般是「先名後姓」；往往引起混亂。筆者到外國，假如用護照的姓名，會議註冊、旅館登記，有50%的機會被稱為Mr Ming，也有Mr Kai（莫名其妙）。現在用上Kai-ming，稍為減少了誤會，但是又與證件不符。
嘗試理解。以美國為例，在社交場合，自我介紹”I am John”，或者向第三者介紹”This is John”，就是沒有打算深交，因為有成千上萬的”John”，是大群組，難以用來鑑別。在華人社會，「我姓黃」，或者第三者介紹「這位是黃小姐」，「姓」是大群組，姓黃的人多不勝數，也是沒有打算深交的介紹。所以，假如「姓名」是社交的第一關──西方是「名」，華人是「姓」。
念碩士的時候，要讀一本書，How to Run Any Organization？（現在已經找不到），裏面談到在美國，大老闆對領導層的同事，以「名」相稱；對於下屬，則往往同時稱呼「名」與「姓」；而對基層的司機、工友、守門，則反而以「姓」（Mr/Ms……）稱呼。可見，名與姓的使用，是有社會文化的涵義的。
飛機上，也可以觀察到人們的行為，有潛在的準則；在美國，尤其明顯。經濟艙，人們坐下來，就會自我介紹，握手友好一番，當然是只透露「名」；飛行的過程中，可以不停地聊。商務艙，人們很靜，「各自修行」，甚少交談（當然，新式一點的商務艙，要交談也不容易）。頭等艙，若是舊式的同向排座，人們又似乎很積極與鄰座交往，也許說不定會帶來生意、「釣」到什麼名人，起碼是重要的網絡對象。
回到教育。上周論及作弊。這裏談談體罰，這是教師的行為準則。最近網上看到一齣短片，看來是中亞的，教師因為學生遲到而要學生伸出手，「打手板」；後來知道孩子是為了推輪椅送婆婆，教師主動伸出手，讓孩子「打手板」，作為向學生道歉，頗感人。卻勾起了回憶──「打手板」曾經是學校教育的常態。筆者在北角唸小學，每個課室一塊大黑板，黑板的一端，掛着粗、中、細三條「藤條」。就是用來懲罰學生的。大家都明白，細的那條，只有尾指那麼細，最痛。打的時候，學生「攤大手板」，教師握住學生的指尖，防止學生縮手，朝掌心重重地打下去。那條粗的，直徑超過一厘米，要真的打下來不得了。教師拿來打在教師桌面，啪啪巨響，桌面上的粉筆灰飛揚；口裏喊”Keep quiet”，也的確驚醒了不少墮入夢鄉的同學。
體罰學生 有其傳統
“Keep quiet”，是以往教師的慣常用語，就是只有教師講，學生不能講。大概十年前，台灣《天下雜誌》有一個團，到香港參觀謝錫金倡導的「創意教學法」，一位團員一進課堂就嚇得退出來，「這麼吵，如何上課？」現在不少課堂，就是以學生互動為主。20年前，教統會一個小組，到港大醫學院體驗PBL（「問題為本學習法」），問當時主持改革的麥列菲菲教授，如何培訓醫學教授，「我們反常規，要教授們’Keep quiet’」。
今天的老師也許不知道，「藤條」，曾經是「教師威嚴」的象徵。「打藤」（caning，有若「笞刑」），是英國教師培訓的必修。筆者在香港就經歷過，1981年，一名學生多天曠課，被罰打藤三下。是按規矩的：只有校長可以「執法」，只能施用於男生，只能打屁股，要隔着布料（不能赤裸），還要有第三者在場，連鞭三下。但要有個度，要很痛（那學生事後真的無法坐下），但要不傷。所以需要培訓。
在電視偶然看到周星馳的《逃學威龍》系列，裏面有教師把粉刷（用來刷黑板的刷子）擲擊學生的鏡頭。的確，歷史上那是香港教師流行的行為準則。把粉刷飛向後排的、在睡覺的、不專心的、在交談的、做別作的，是教師標準的、最方便的、遠距離的警告。嚴格說來，也應屬於體罰之列。筆者曾經任教的學校，有教師飛擲的粉刷，一不小心越過窗口出了街，雙方都下不了台。
學校文化 威力頗大
筆者初入行的時候，還有家長對教師說，「我的孩子很不『生性』，你可以替我打打他。」那時候，還有「打者，愛也！」的說法。筆者唸小學的時候，神父「巡堂」，在走廊窗外看到有學生做別作（與當時的教學沒有關係的活動或動作）、測驗偷看、互相交談，可以命令學生離開課室，就在走廊接受掌摑。直至最近，還會有教師命令學生在全班面前「面壁」罰站，應該也算是體罰。
體罰，在香港是1991年才通過立法明令禁止。英國是1988年才立法禁止的，至今還會不時有爭論。體罰的變遷，說明行為準則是會隨着社會的演變而變化的。現在要是有教師以任何形式打學生，看來會惹來官司。但也說明，許多行為準則，是與更大的社會價值──例如「人權」──互動的。
上廁所。本欄介紹過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美國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中國幼兒園的孩子排隊集體上廁所。「我們如何控制小孩的生理？」同理，外國人看到大人在街邊為嬰兒「把尿」，也很不理解。回想筆者在學時候，從幼兒園到大學，都頗有控制能力。記憶中，有兩次難忘。小三，實在忍不住，英籍女教師教我說：”Mrs Dremsey, I feel very uneasy”，於是放行。小六，去懇求，老師說「唔得。賴啦！」結果……
有些教育裏面的行為準則，是非常隱性的。任職中文大學的朱順慈博士，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媒體在學校的表現。她在兩所學校，分別研究了一個電台與一個電視台。其中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沒有任何校方或者教師的干預下，學生不知不覺地，揣摩「正確」的底線，把本來是自由奔放的媒體，自動規管了（disciplined）。比如說，電台在午間有歌曲點播，負責的學生自動地禁播愛情歌曲。她認為，這是媒體文化與學校文化的碰撞。也可以說，媒體進入了學校這個龐大的建制，就會自動降服於學校的行為準則。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