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指出1900-45日本對中國利弊不能比較，因為此比較嚴重傷害在中日戰爭中受苦人民的感情和尊嚴。
首先，歷史科用語中常見的比較 （如此題 “more than”） 、程度題 （“to what extent”） 其實蘊含了歷史科的精神。劍橋大學Regius歷史學教授Richard Evans曾指出
“Historians on the whole do not write as if everything they say were absolutely true. On the contrary the conventional language of historians has always made a specific point of detailing the varying levels of certainty or probability attaching to what they say.”（註1）
讀歷史上的過程中，我們要避免落武斷地指出一面倒的利與弊。就1900-45年日本對中國而言，日本不斷企圖侵佔中國利益 （例如二十一條、中日戰爭） 固然是對中國來說是「弊」，但不代表要抵銷所有同時期的「利」（日本對培育中國人才法政方面的貢獻）。讀歷史要謹慎、客觀分析史實，作出公正評價。
港大歷史系榮譽副教授、前A Level 歷史科Chief Examiner 連浩鋈曾說，他從事歷史研究多年，「習慣了用辯證思維方式去理解錯綜複雜、矛盾重重的歷史現實」。他深信，「好人可以做壞事，壞人可以做好事 ; 每一個制度都會有好與壞兩方面 ; 每一個決定都可能產生好或壞的結果」（註2）。 這客觀、公道和全面的分析才是香港歷史教研應該走的路。日本侵華是事實，但不代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日交流就沒有對中國任何有利的一面。
其次，如果因為牽涉到大量中國人民受苦所以此等試題傷害民族感情，那按此邏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也不應該考。因為這些事件都牽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民受苦，在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方面不比中日戰爭少。再甚，任何在官方眼中有可能傷害國民的感情和尊嚴的課題和史觀都不應該教或考。但如果有這一天，香港也再沒有歷史教育。
如果不怕「傷害」民族感情，想探討二十世紀中日交流的一些另類看法，入江昭編著的論文集會是好選擇。
結語
考評局最終決定取消試題，對考評機制或文憑試公信力都做成重大打擊，亦是對審題機制的全面否定。一條經過不同專家和前線教師審議的試題，最後仍屈服於政治壓力需要取消，如何教人對香港考評機制有信心？ 難保他朝一日另一條問文革的題目會否又被視為「不專業」、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如果政治壓力可以取消文憑試試題，大學又會怎樣看待這場考試？ 教育局在事件初期「要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嚴肅跟進，向公眾作出合理交代，並全面檢討出題機制，從速改善，以維護文憑試的公平性、公正性及可信性」。但諷刺的是，此舉恰好相反，大大削弱文憑試的公平性、公正性及可信性。
近日社會動亂加劇，有論者認為更應將中國歷史變為必修科以培養學生身份認同。但我不禁問，如果我們是中國人所以要必修中史，那我們也是世界公民，何不必修世界史？ 更重要的是，我們是香港人，每個人都應該讀香港史。其實，將中史變為必修科不是要讓學生可以批判性地了解中國歷史，而只是讓他們感受祖國偉大的一面。這不但扭曲了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本質，更會惹來更大反彈。
從來真正重要的，不在於一個人能夠了解國家的「偉大」和「崛起」然後表現得很愛國，而在於他/她能夠客觀和批判地了解國家的過去和現在，然後表達由衷的評價和感受──即使這些評價和感受在主流觀點被視為不愛國。
然而在可見的未來，香港歷史教育將走向道德價值判斷主導，更遠離歷史作為一門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容許多元史觀的學科。本文以中國近代史專家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話作結，希望歷史學生和教師在艱難的未來共同守護歷史科和考評機制，謹記讀歷史從來不應該以道德判斷為目標。
“I accept that my work as a historian is to produce moral understanding, but not to fabricate the superficial certainty of “moral knowledge”.”
後記
想說一個無關試題的故事。
1968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歷史系有四位香港人拿博士學位，其中二人為陳劉潔貞教授和李鍔教授。陳劉潔貞的論文 （後來出版成書） 寫朱邇典 （Sir John Jordan），即教科書中與袁世凱關係密切的「外國勢力」。她深入研究檔案，為這位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的「幫兇」平反。在書的最後一句，她說 “Perhaps the greatest irony of all was that, believing he had done his best for China as well as Britain, he has been uniformly condemned by Chinese writers as the arch-accomplice in Yuan Shih-k’ai’s political crimes, and the agent of Britain’s imperialist encroachment on China.”
李鍔的論文則寫中共抗戰時期擴張華北根據地和控制農村，有利於其後來國共內戰取得勝利。李鍔沒有說毛澤東曾否感謝日本，但他卻點出了中共於抗戰時期的勢力擴張對其後來取得勝利的重要。而其較早前在港大的碩士論文更是為「漢奸」汪精衛平反──“Wang’s obstinate belief in the peace movement and his strif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rue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were evidences of the quality of consistency and perseverance” （p. 203） 。
他們跟同年畢業的呂元驄回港後在港大歷史系任教 （另一位孫陳曼如到加拿大任教）。陳劉潔貞後來是講座教授，著作等身 ; 李鍔成為港大文學院首位華人院長。
有兩點值得注意。一，他們的論文搜採很闊、持論精審，用了很多當時很少人用的中、英、日文的一手史料。二，他們的結論與官方史觀大相逕庭。在中共史觀，朱邇典和汪精衛永遠是奸角，而共產黨勝利永遠源於國民黨貪污腐敗。但陳劉潔貞和李諤告訴我們，很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行為，遠比我們所 （被告） 知的更複雜和矛盾。但在這個中共史觀當道的年代，朱邇典繼續是奸角，而陳劉潔貞寫朱邇典的結論亦很難出寫進教科書。
他們的論文是距今已超過半世紀。我沒有經歷過英殖時代，很抗拒將英國人吹捧。但諷刺的是，他們論文的題目和結論今天看來都顯得十分敏感。「嘩 ! 咁寫得唔得㗎 ？ 政治唔正確喎 ! 」在受中共史觀日益侵蝕、連中日關係利弊都不能比較的香港歷史教研，過去可以寫的，今天還能否這樣寫，也是疑問。如果有人M.Phil. 平反汪精衛，也會被《文匯》、《大公》扣帽子。過幾年後，在外國大學寫論文平反朱邇典，也可能被指為帝國主義背書。今天起計的50年後，說不定100年前陳劉潔貞和李鍔的結論，也會是禁忌。
我不想太悲觀，但近日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和內中官方的口吻和邏輯，都使我震驚。你可能會說，即使中小學課程被中共史觀攻陷，高等教育也不會被同化。但記得，當香港失去與大陸之間的防火牆，即離《1984》不遠矣。香港歷史教研，不論中、小或大學，也無一倖免。
願不同剛位的歷史工作者，謹守陳劉潔貞教授和李鍔教授的批判精神。
反思歷史教育：再論文憑試試題風波二之二
本系列文章：
註1：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p. 93
註2：連浩鋈，崢嶸歲月──當代中國歷史 （1949-2000年） （天地，2018），p. 8
註3：Timothy Brook, “Hesitating before the Judgment of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1, No. 1 （February 2012）, p.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