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佔領運動以來，有關會否移民外地，離開香港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昨年的社會躁動又引起更多這方面的討論，唯論議題變得更為熾熱，甚至真的激發不少人採取行動，立即致電移民顧問公司諮詢意見，打算移民離去，則是自5月21日「兩會」在北京召開，提出全國人大將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就國家安全問題為香港立法，藉以遏止顛覆國家、分裂國家、外部勢力干預和恐怖活動等行為，即是將要推出「港版國安法」之時。
移民城市向來如此
眾所周知，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自開埠以還，由於奉行自由市場，更有包括人、貨、資金及資訊等自由進出的優勢，經濟充滿活力，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吸引移民湧入，令其由開埠時人口只有區區數千，持續攀升至今天約750萬人口，而其中一個不可不察的特點，是每當內地發生重大戰亂、政治或社會震盪，甚至海外有排華或是覺得發展空間受限時，均會選擇移民香港，令香港既成為了「避風港」，亦是發展事業的舞台。
當然，由於香港與內地山水相連，每當香港碰到重大災難、政治運動或戰亂時，同樣會有無數居民選擇離港返鄉，1890年代的大瘟疫、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1941年香港陷入日軍鐵蹄時，都曾出現大量市民離去，回到故鄉。1950年起，由於那時香港有不少親國民黨人士停留，他們有些不覺得香港乃「安全之地」，所以只居住一段短時間，之後便陸續離開，有些轉到台灣，有些移居海外，唯這些人數不多，亦多屬甚有身家與權位者。
總體上說，在1960年代前，香港出現移入人口多於移出人口的情況，所以在那個時期之前，移民人口多於本地出生人口。自1960年代起，雖然仍有內地居民以不同方式移民香港，由香港移居海外的情況和數量亦漸多，其中尤以1966及1967年連番動亂激發對中國大陸政權的恐懼，於是有了不少市民選擇賣樓買地，移居英美加澳。
接着的1980年代，由於中央政府宣布收回香港主權，在1997年6月30日結束英國殖民統治，因此觸發了「信心危機」，不但有專業及社會精英選擇移民海外，企業和資金亦遷冊他地，即所謂「人才外流與資金外流」（brain drain and capital drain），給香港經濟和社會帶來巨大衝擊。
離港他走錯失機會
據香港大學前地理系教授Ronald Skeldon的統計，自1960至1979年近20年間，以香港為最後居住地移居美加澳的人口多達322037人，而自1980至1992年13年間移居到這三個國家的人數則有422768人。至於他同時引述港英政府提供自1980至1992年香港移民海外（不只是美加澳）的總數，則是430140人。引述後者數據的目的，或者在於說明本身數據與政府吻合。（註1）單從這個數據看，自1960至1992年的33年間，離開香港的移民共有744805人，為數實在不少。若按這些人都屬香港永久居民，其後代又依《基本法》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則數字更為龐大。
毫無疑問，80、90年代，香港居民外移的問題極為嚴峻，不但曾令社會人心惶惶，亦曾牽動股市樓市大幅波動，但令人大出所料的是，儘管香港回歸翌日隨即遭遇了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之後又有股市樓市齊跌觸動的經濟衰退，但社會仍能保持穩定，之後再見經濟復甦，2003年「沙士」及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均沒打擊其發展，其表現雖沒中國大陸般亮麗，但亦屬發達經濟體中較突出者，不少早前離開的人才與資本亦先後「回流」，揭示他們對香港重拾信心──唯那時的香港股市與樓市早已展翅高飛，非昔日吳下阿蒙了。
撇開有關移民有助化解社會怨氣並能刺激社會流動問題不論，單從移民與身家財富的角度看，在開埠以來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裏，無論是1880年代初香港首次地產泡沫爆破後離開，或是1890年代瘟疫時離開，乃至於其他時期如1925年大罷工時、香港淪陷時、1966及1967年時、1980-1990年代時，那些因為不同原因變賣香港資產──尤其生意、物業或地皮──離港他走者，最後回望時均會發現，他們錯過了香港的不少發展機會。以下且以三則例子略作說明。
相信不少人會聽過的香港歷史人物伍廷芳，他乃香港首位華人定例局（即今日的立法會）議員，可惜雀屏中選後出任該職不足兩年（署任和正式任命），便因碰到樓市崩潰，炒燶地產，選擇帶同妻子何妙齡離開香港，回到中華大地，投於李鴻章門下。雖然他日後在滿清朝廷官位日高，曾出入駐美公使，推翻滿清創立中華民國後又曾出任外交部長，但個人財富並不豐厚，在上海和廣州的物業回報不多，反而其妻何妙齡哪怕長期隨夫在天津、上海及廣州等地生活，但仍一直投資香港物業地產，因此給她帶來巨大回報，日後才可不斷以個人名譽作出捐獻，何妙齡醫院便是其中例子。可以想像，若然伍廷芳不是太早離開香港，地產投資可能令其成為巨富。
洋行撤離華資頂上
第二個例子是馮景禧。老一輩香港人應聽過「新地三劍俠」：郭得勝、馮景禧、李兆基。他們因看好香港地產發展前景，於1958年與其他友人創立永業有限公司，獲利不少。後來覺得股東人數太多不利發展，三人乃於1963年另創新鴻基企業有限公司，同樣發展地產，而這次取得的成績更為驕人，三人的身家財富日漲。可惜，不久碰上1967年社會動亂，郭、李兩人覺得只是短期波動，仍然看好香港，馮則出售手上資產，移民加拿大，唯不久香港經濟重拾發展腳步，郭、李生意更好、身家急漲，身在加拿大的馮景禧更發現當地沒甚發展空間，乃「回流」香港，再與郭、李合作，唯因個人財富早年低價出售，回流時手上財富已給郭、李比了下去，所以佔股不多，這亦解釋三人日後拆夥後，為什麼馮景禧一方的家財和發展，一直被大大拋離。
第三個例子是渣甸洋行（又稱怡和洋行）。作為英資龍頭洋行，曾挑動鴉片戰爭並建議佔領香港的渣甸洋行，自香港開埠後一直主導香港政治與經濟發展，多元業務幾乎壟斷香港的衣食住行通訊消費等等，因此被視為僅次於香港賽馬會的真正管治權力所在，地位較滙豐銀行及港督還要高。（註2）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掌控這家龐大洋行的凱瑟克家族 （Keswick family），旗下多家上市企業自70年代末開始受新崛起華資企業狙擊，多番向港府爭取股票市場待殊待遇自保，例如發行B股等，卻遭拒絕批駁，於是相信藉對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觸發「信心危機」問題，於1984年中英兩國尚未宣布達成協議之前擲下被指乃「百慕達炸彈」的企業總部遷冊決定，轟動中外社會，日後引來企業遷冊浪潮，集團之後甚至取消整個集團多家公司──包括渣甸洋行、香港置地、牛奶公司、文華東方等──在港上市地位，轉往倫敦或新加坡，發展策略大變。誠然，促使渣甸洋行遷冊的原因複雜，並非政治咁簡單，但不爭的事實是，自從把投資逐步撤出後，不少華資企業便能在渣甸洋行逐步撤離的情況下大展所長，而現在的渣甸洋行無論在香港、英國，或全球的影響力則已大不如前。
另起爐灶談何容易
當然，亦有不少具政經實力大家族的後代，移民美加等地後有不錯發展，例如伍廷芳孫兒伍慶培、林子豐兒子林思齊、利銘澤女兒利德蕙和簡東浦兒子簡悅威等，都曾在他們的專業或事業上取得突出成績。但是，作為一般中小企業，或只屬小康之家的普通中產人士，甚至是剛踏出社會，才開始打拚事業的青年人，要離開香港這個自小成長的熟習環境，移居一個陌生地方，另起爐，無論家居、事業、鄰居朋友圈等都要重頭開始，實在談何容易。畢竟，移民乃人生中的大事，影響的不只是個人，還有父母、子女及其他親人朋友，可見作出去留決定時，實在不應只想到政治，還要兼顧更多更為切身的個人理想追求、事業發展、婚姻家庭及親屬關係等，實在一點也不簡單。
註1：引自Skeldon, R (1994)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in Skeldon, R. (ed.)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p. 28 and p. 3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註2：參考Hughes, R (1976)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p. 23. London: Andre Deutsch Ltd.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