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是現代人重視的生活與消閒模式；行山在近年愈趨普遍，疫症期間，更是避疫的主要活動。
明朝末年，有一位旅遊達人，從成年至去世前一年，近乎不間歇地遊歷闖蕩於國内名山大川，尋幽探秘：
1607年，開始出遊，訪太湖。
1609年，遊歷齊、魯、燕、冀（今山東、河北）。登泰山，拜孔林，謁孟廟，於嶧山弔古桐。
1613年，遊浙江寧波。繼遊天台山、雁盪山。
1614年，遊金陵（今南京）。
1616年，登黃山，遊武夷山與九曲溪，赴杭州西湖。
1618年，遊黃山、廬山、鄱陽湖。
1620年，遊浙江仙遊（今福建莆田）九鯉湖，錢塘觀潮。
1623年，遊嵩山、華山、太和山（今武當山）。
1624年，陪母親遊浙江荊溪、勾曲。
1628年，遊福建。
1629年，遊北京、天津薊縣盤山。
1630年，再遊福建。
1632年，再遊天台山、雁盪山，泛舟太湖。
1633年，訪五台山、恆山。
1636年—1640年，遊歷浙江、江西、湖南、廣西、雲南。
1641年，養病於家鄉，逝世。
當年交通，不比現在，這行程的頻密與幅射範圍，兼且遊歷過程的獨特取向，勤於筆耕，認真探究論證，估計完成百萬字以上的手稿。翔實紀錄明末中國的地質地貌，山川湖泊，動物植物，人文風情。清道光年間的魏源，稱許其為「千古奇人」；此即徐霞客（弘祖）及其《徐霞客遊記》。
不凡成就的可能
徐霞客手稿因明末戰亂，未能完全保留下來，後人陸續輯錄校勘，重新整理，今所見通行版本約60餘萬字。
上世紀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謂徐霞客：「他的遊記讀來並不像是十七世紀學者所寫的東西，倒像是二十世紀的野外勘察紀錄。」劃時代的野外勘察紀錄，與傳統遊記的寫景，或寄情山水，或借景抒情，或發揮議論，有所不同，霞客遊記是嚴謹探究取向、科學精神的產物。
徐霞客對遊歷考察的堅毅與熱誠，充分體驗荀子《勸學篇》所言：「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成果是一步一腳印的走出來，付出不捨的熱情與行動，才有不凡成就的可能。
中國古代，在遊歷犯險，以至中外交通史上，跋涉關山，飄浮海洋的大貢獻者，不乏其人。西漢張騫、東漢班超，出使西域，足跡沿古絲路，越過新疆，走至中亞，交結諸國，抵抗匈奴。魏晉至唐，佛教大盛，中土僧人，或經陸路，或取道海路，往天竺（印度）求佛法經論戒律，著名的有東晉的法顯，唐代玄奘、義淨等，更有鑒真大師六渡日本，於日本弘揚佛法戒律。
及至元朝，為擴充南疆版圖，遣周達觀出使，從温州港泛海，抵達真臘（柬埔寨）的都城吳哥，回程後寫成數千字的《真臘風土記》。
明朝鄭和，於成祖至宣宗年間，七次領寶船艦隊下西洋，歷東南亞、印度、阿拉伯，遠至東非海岸。
至於陸上絲路，海上絲路，兼且陶瓷、茶葉、香藥等的商販掮客，足迹遍及歐亞大陸及沿海各地。徐霞客的獨特，既非朝廷派遣，也非宗教動力，更不是商貿營生取利。憑藉個人內心的熱誠，志切於遊歷的動力，終其一生，奉獻於漢地山川河岳、洞窟奇岩，兼且遺下數十萬字翔實的勘察紀錄，功垂史冊。
明末對自然界探索的反動
古代中國，學術以儒學思想為主體，至宋明，理學大盛，被稱為新儒學，主要是從經學回歸宇宙本體的探討，以及心性的論證。明代王陽明心學，直指本心，倡心即理，致良知，看似簡單直接，其學大盛。然而王學末流，成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放言空論，流弊叢生。明亡之際，王學從大盛而出現反動，學術風氣捨王學而趨向務實，從而影響清代學術、學風的發展。這種轉向，清末梁啟超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歸納為五個促成轉向的因素，其中一項因素，就是明末對自然界探索的反動。任公舉引晚明兩位奇人，兩部奇書，即宋應星《天工開物》與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皆突破中國傳統學人士子的經史學問，鑽研器物製作與遊歷勘察，重實踐與科學探究的精神，從而啟導清初學術重經世致用，以至乾嘉考據學務實嚴謹的先河。
現今社會，經濟條件，加上交通便捷，要重走霞客當年歷程，有決心與毅力的，表面看似可以，但社會變遷，物種變異，以至地貌可能因人類活動而改變，相同歷程不可能完全複製。而彌足珍貴的，是霞客初心，「大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這種豪情壯志，至死不渝的堅毅不拔，内心的熱誠，以行動回應內心的呼喚，勇於面對及鍥而不捨的追尋，換得獨特出奇的歷史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