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中學會考，其中某歷史試題引起爭議，更引來廣泛社會討論。該試題是有關日本侵華的歷史評價，似乎是用來測試考生的獨立議事能力（critical thinking）。這些中學會考生已不是「小學雞」，不少更是準大學預科生，應有足夠的智慧、以及具備將要入大學的思考能力，去應付這類棘手問題。
日本侵華的評價，毛澤東主席（1893－1976）曾在1950、60年代，多次公開致謝日本（中共官方文獻、和多篇學者文章，如收在余杰的〈毛澤東為何感謝日本侵華？〉一文內，上報，2020年2月27日、3月3日），言則毛公這些謝詞有當時的歷史背景，但他有無講錯？香港考生可否引用他的言論作答？有學者認為這是毛公的黑色幽默，他認為日本侵華，客觀地有助喚醒國人的民族主義、有助團結，筆者不以為然。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孫文早期的驅除韃虜、等等，中國人難道是睡公主？尚未醒？而抗戰期間的國共合作，又是否真的團結？
至於這試題是否在設計上有不足之處、是否過份宏大複雜？見仁見智，非本文的討論着眼點。而廣泛的社會討論，說明港人愈來愈對歷史感興趣，尤其是中國近代史，或多或少是受到近年「佔中」、「反送中」、和中共回應的影響，關心香港前途是好事，集思廣益。本文試從「西安事變」為起點，去探討這會考試題所牽涉到、但更核心的議題。
中共與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在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性應在三甲之內。如果無西安事變，當年的共產黨、一個15歲剛出頭的勇武派少年便玩完，毛周鄧習（習仲勳）等人早已人間蒸發，便無今日的掘起大國。一件這麼重大、且眾說紛紜的近代史事，海峽兩岸三地有不同的詮釋，官方教科書有不同的表述是正常。可幸西安事變距今，已有80多年的歷史沉澱，實有足夠的學術文獻可供參考，就算是地雷滿佈的網上，只要用心篩選，亦不難找出真相。
西安事變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1887－1975）被他的下屬軍官綁架，地點在西安城東、臨潼華清池（楊貴妃出浴之處）的臨時蔣氏行館，綁架主謀是張學良（1901-2001）與楊虎城（1893－1949）。當時蔣公是中華民國政府（國府）最高領導人，正在前線御駕親征，準備指揮對中共圍剿戰的最後、且是致命的一擊。這圍剿戰即是中共史書的「長征」，實是為時約12個月的中共「長逃」、流竄，由1934年10月起，從他們的江西省基地向西逃，往雲南、再北轉至陝西，跑了約共一萬公里，於1935年10月抵達延安，當時幾十萬尾追的國軍，便駐紮在延安外圍候命。
中共當初在江西起行的十多萬軍政人員，到達延安時只剩得4000至8000人（費正清等語），實九死一生的大逃亡，雖然抵步後迅速增添人手，而其他地區的中共軍員亦陸續歸隊，但此刻中共約三、四萬的軍力，與國軍的超過30萬實懸殊太大，陝西又無長征沿途的地理優勢，而此刻中共對蔣亦已全無利用價值，實螳臂擋車、在垂死的邊緣。距延安僅150公里的西安，是國軍理想的指揮大本營。
蘇共在審度形勢後，以「共產國際」名義命令中共向國軍求和，一則保住性命，二則亦需要蔣盡快領導中國抗日，制衡日本向蘇聯進犯的野心。中共隨即多次發表宣言，要求與國民黨共同抗日，並在1936年初多次派人去西安商議（見大英百科全書），但此際蔣介石認為中共已途窮途末路，下定決心要一舉消滅它。
中共並非無還手之力，它在全國的統戰工作已有成效，當時舉國都一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聲音，反對蔣氏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將兵力放在剿共行先，長期（自1931年起）姑息日本對東北三省的侵佔──而日軍肆無忌憚地在長春設立傀儡「滿洲國」，對曾被滿洲人統治了200多年的漢人來講，已到了一個忍無可忍的地步。而中共的特務間諜，亦已深入國府的內臟，楊虎城的妻子和他軍中不少要員，已是中共的地下黨員。
楊虎城是蔣介石麾下西北軍將領，張學良乃東北軍將領，而東北三省便是張氏投誠國府前的家族原軍閥地盤，當然心有不甘被日本佔領。此時圍住延安的國軍，張楊便是主力。蔣被囚禁兩個星期後，經多方斡旋、和在蔣最終接受棄剿抗日的承諾下才獲釋，並在張的陪同下返回南京，蔣隨即把張囚禁，但亦有遵守諾言停止剿共，並開始與中共商討如何聯合抗日。七個月後，日本用「七七蘆溝橋事變」（1937年7月7日，報稱一名日兵失蹤）為借口對華全面侵略，只14個月便佔領了整個東岸地區，更在多個城市大開殺戒，包括震驚全球的「南京大屠殺」。
國府迅速將首都由南京內遷武漢，然後再遷至重慶為戰時陪都，與以延安為基地的中共繼續聯合抗日，而中共紅軍在陝北的主力，便被收編為國府的「八路軍」，換上國府的軍服、佩上「青天白日」軍徽、受蔣介石的指揮。其實國共雙方各懷鬼胎，中共的整體策略是盡量保存實力、且不動聲色地在農村中（不論是日佔或非日佔地區）活動，不斷擴大其影響力。在1937年間只有約四萬黨員和九萬兵力的中共，到了日本投降的1945年間，已增至 120萬黨員和約91萬兵力（費正清、Roberts 等語），足以與國民黨較一日之長短。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一直被蔣介石軟禁逾半個世紀，由大陸到台灣，直至蔣氏父子死後多年（1990）才被釋放，後移民美國夏威夷並在彼邦終老。楊虎城在七七事變前夕，被蔣介石放逐到歐洲，但幾個月後潛回，一家人隨即被蔣長期拘禁，楊妻後來在獄中病逝，而楊要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在獄中被殺害。
西安事變是中共長征的一部分
這段中國近代史有兩個常見大問號，其一：為何國軍以絕大比數的優勢，竟無在長征途中把中共消滅，要等到西安的最後一擊？其二：張學良是否已被中共收賣？不少學者對前者已有共識，解釋有二，首先是孫子兵法中的地理因素，即是〈地形〉和〈軍爭〉等篇，長征路線全是山區，缺乏暢通無阻的公路，連小路也不多，鐵路便更不用說了，行軍和補給困難，所以國軍的人多優勢，反而是一負累；更重要的因素是蔣借刀殺人，他是利用「長追」把30萬國軍，帶去長征沿途國府尚未控制、尤其是有殘餘軍閥勢力的地區（費正清等語、和見公開的蔣介石日記）。
至於中共收買張學良，他整生對此守口如瓶，甚至在他被釋放後移居夏威夷的八年間，和在他的口述史中，始終是支吾其辭，中共亦然。其實，中共有無策劃西安事變？答案可在已公開的楊虎城資料中找到，因中共視楊為英雄人物。楊妻謝葆真老早便是中共黨員，她與楊的結合是要得到黨的批准的，楊本人亦曾兩次申請入黨不遂。在事變前的九個月內，中共便積極派人去西安工作，最終說服張楊，且與他倆訂下秘密合作協議（Eastman 等語）。再者，蔣介石兒子蔣經國（1910－1988），在事變後四個月，便被蘇共釋放回國。
張楊綁架蔣介石的真正目的，是給中共一條生路，與「抗日」實無關宏旨，因為既然已等了五年（自「九一八事變」至此），又何妨再等多幾個月？根據中共半官方文獻，蔣介石當時信心爆棚，他堅信可在三個月內，能將陝北共軍一網打盡，然後抗日，作為他剿共左右大員的張楊，又怎可能不知？所以，停止剿共才是西安事變唯一的真正目的。
根據中共黨史，當毛澤東抵達延安時（1935年10月，即是中共「延安時期」的開始），長征便算正式結束。但以筆者愚見，一年後的西安事變，其實仍是長征的一部分，且是最關鍵的。因為正正是這最後一役，中共運用了孫子兵法中〈謀攻〉和〈用間〉等篇、和《三十六計》中的擒賊先擒王，打勝了一場漂亮的間諜戰，救活了自己。基於這役，中共才有理據吹噓整個長征是勝利的。
毛澤東要真正多謝的，首先是張楊二人，中共已做了，其次是蔣介石，最後才是日本。因為沒有蔣的遵守承諾給中共一條生路，便無日後日本侵華的契機讓它壯大，然後再與國民黨一決雌雄。然而站在一個純歷史角度去考量，或作為一個大學論文的題目，蔣公的誠信，是中國人的福？還是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