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會否脫鈎的兩大拉力
第一，中國的精英階層包括執政黨內部都意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並不願意看到中美關係發生質的蛻化。
這也是為何自貿易戰以來，中方一直表示願意坐下來談，且在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中做出妥協與讓步，並繼續開放市場。在新冠病毒引發的對壘中，也將中美之間公開的爭吵限制在低層次官員上，並將媒體的批評火力限定在美國國務卿一人身上。
這次新冠疫情，最大的次生災害，是一大批令人瞠目結舌的義和團式民粹，根本就不清楚事實真相，就逞一時口舌之快，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傷害。所幸中國的精英階層充分理解經濟發展和國家復興的戰略高於一切，因此面對民族主義的高漲，以及中國內部再次出現閉關自守的力量，依舊堅持中美不脫鈎的戰略思維。只要中國執政的精英力量可以確保中國在彎彎曲曲的路上繼續打開國門，不和世界脫鈎，不管民間存在多少義和團式的喊打喊殺之聲，都不至於發生戰略逆轉向。
美國、英國、澳洲因疫情等原因給中國人留學海外帶來新的阻力，香港一些大學的自費碩士課程卻出乎預料地爆滿，而這些課程的主要報讀者來自內地。去年香港動盪不少人擔心會影響內地生到香港求學的意願，經歷新冠病毒之後，來自內地的申請數量絲毫沒有減少。這說明在涉及自身的利益和前途時，中國人現在的思考比以往更為理智。中國再次「內向化」雖然有市場，但也同樣有巨大的拉力阻止這扇門再次關上。
第二，美國商界依舊有強大的拉力確保中美不會脫鈎。
如果只看華盛頓的政治氛圍，對中國的敵意甚至超過冷戰時期，特別是特朗普的「索償」要求會進一步毒害兩國關係，隨着美國大選的鋪開，情況只會進一步惡化。但美國商界依舊是中美不會脫鈎的積極力量，3月16日，星巴克咖啡在疫情期間反向操作，投資1.3億美元在江蘇崑山建設咖啡創新產業園，設立一座烘焙基地，這是美國以外最大筆的單項生產投資。星巴克去年在中國的收入約30億美元，全球佔比達11%。4月22日美國埃克森美孚公司在廣東惠州的乙烯項目開工，這是美國企業在華獨資建設的首個重大石化項目，總投資約100億美元。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艾倫2月13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黑天鵝事件」，但美國企業不會撤離中國市場，他呼籲兩國共同努力兌現貿易協議所作的承諾。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有兩百多家在華經營的企業會員，對所屬會員的調查表明，有高達78%的在華美國企業對前景樂觀，認為兩國簽署第一階段協議，對雙邊關係與經商環境有積極正面作用。根據哈里斯在新冠病毒蔓延美國之後所作的民調，介於18-34歲年齡段的美國人當中有約44%支持美國企業繼續在華經營，儘管在35歲以上的年齡段支持率都不足20%。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兩國關係因新冠病毒缺乏足夠的合作時，中美醫療專家人員的合作卻是一個令人充滿期望的典範。同時，包括馬雲在內的中國企業家也透過自己的渠道向紐約等州提供和捐贈了緊急醫療設備。
中美會否脫鈎的兩大推力
中美脫鈎的推力存在於雙方的恐懼中，如何擺脫這種恐懼將決定未來兩國的發展走向。短短三個月時間裏，我們看到了世界第一大國和第二大國之間上演了一場愛恨情仇，雙方出自內心的恐懼將會導致雙方的距離愈來愈遠。
第一，美國的恐懼。
在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於2005年提出G2這一概念的同時，外交家佐利克也在2005年提出了讓中國成為國際事務的利益攸關者，最近他在美國《國家利益》刊文再次回憶15年前的構想為何化為烏有，而美中對抗已經違背了他當年提出的政策思路。為何美國曾渴望將中國引入美國所設計的戰後國際體系，反而現在要將中國排擠出世界大國俱樂部？隨着「一帶一路」和「2025中國製造」的出台，以及中國內部的政治變化，美國已認定中國是個修正主義者，將徹底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以「合法化權威」為基礎的「北京共識」會成為發展中國家效法的榜樣。而特朗普上台之後更是採取了激進的「退群」戰略，讓美國不少盟友無所適從，這其實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就無法按捺住超越世界強國的慾望，甚至對此毫不掩蓋。中國在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後，也同時開闢自己主導的「第二軌道」，這包括「一帶一路」戰略，以及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當年中國對G2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也沒有想過要加入G7，不像蘇聯及後來的俄羅斯短暫成為G8的一員。反而在G20的框架下，希望成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領袖，與發達國家領袖美國可以平起平坐。
但中國在短暫時間內是不可能超越美國的。美國在19世紀末的經濟總量已超過英國，但到「二戰」結束之後才從英國手中接過世界領袖這把交椅，當中用了50多年的時間。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二，中國想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袖，未來的路依舊漫長。
除了經濟實力，「二戰」之後美國順應世界潮流，在反殖民地的進程中站在被殖民的一方，這不僅加速大英帝國的瓦解，而且獲得了道德的制高點。更不用提美國一直倡導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等普世價值早已深得人心。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軟實力在達到「二戰」後美國的地位之前，中國如同「二戰」前50年的美國，必須思考如何不對世界霸主構成挑戰，並在一同維持現有國際秩序中獲取發展。在對外的關係中過分膨脹的自信心也是缺乏自信。
第二，中國的恐懼。
在中國復興的進程中，中國一直無法擺脫政權被顛覆的隱憂，這給中國的發展和治理帶來了沉重的代價。在世界大國中，各國因自身的歷史和文化，發展道路不盡相同。日本成功脫亞入歐，又很好地繼承和保存了自己的文化。俄羅斯則從彼得大帝開始就希望入歐，為此還建造靠近歐洲的新首都聖彼得堡，但遲至今日依舊被排擠出歐洲大家庭。環顧左右，如何在面臨困局時尋找出一條更加人道的發展模式並為人所尊重？
過去十年裏，隨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在國際上的可信度和支持度反而降低了，這又引發了更大的恐懼。中國和西方因文化歷史不同，治國理念不同，面對歐美民主式微，中國必須思考在極權和民主之間是否可以尋找到一條中間道路。柔性威權主義或許是一個可以實現的選擇，以重回1998年到2008年間內部寬鬆和外部和諧的局面。我十多年來從沒有改變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看法，其方向和順序是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法治國家、和民主制度四部曲。中國目前至少可以主動出擊深化改革，向全球各國、向國企民企提供一個更加開放和公平的市場，並鼓勵更多自下而上的創新和改革。中國只有更加開放才有可能解除困擾自身的恐懼感，才可能被國際社會所尊重和接受。
中美會否脫鈎的兩大變數
第一，台灣與香港問題。
台灣作為一直困擾中美關係的熱點，在中美的對抗中再次走到前台。新冠病毒蔓延之後，美國與台灣衛生部門高層官員的互動，以及愈來愈密切的官方接觸，中國如魚在哽，民間武力解決台灣的的呼聲也此起彼伏。台灣問題之於中國有如華為問題之於美國，成為兩國各自需要爭取國際社會和盟國支持的議題，也成為各自的負資產。在台灣問題上過於急促的解決方案，特別是武力方案，只會讓中國失去復興的機會。
香港在疫情過後將會迎來新的動盪，而美國已開始對香港再次發聲。走出香港的困局需要走向「半民主」的治理方式，我早在去年9月份就建議，以23條立法換取普選以走出目前的僵局。角力的各方必須認識到，在中美的對峙下，台港問題隨時都可以成為引發中美對抗的熱點。各方特別需要防止1995-1996年台海危機的重演。1995年5月22日，美國政府突然宣布，克林頓決定允許李登輝6月回母校參加康奈爾大學的畢業典禮，對美進行非官方的、私人的訪問，而一個月前，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在紐約親口對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承諾，美國不會允許李登輝訪美。這最終引發了台海第三次危機，在台灣選舉期間，中國發射導彈進行軍事演習，美國則派出航空母艦制衡中國，這次危機也促使中國決心現代化薄弱的海空力量。
第二，南海問題。
在疫情全球蔓延之際，中美在南海的角力並沒有絲毫減低。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3月15日與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在南海展開聯合訓練。美國海軍第七艦隊3月19日表示，在執行印太安全任務時曾在菲律賓海發射中程導彈。中國海軍也在同日發布在南海展開協同反潛訓練的畫面，還擊美方。中國4月18日發出公告，批准海南省三沙市設立西沙區、南沙區兩個市轄區。中國如何在主權爭議和自由航權之間做出可信的承諾和平衡，需要更加明確地讓國際社會清楚了解自己的目標。如果中國效仿美國在亞洲推行中國版本的門羅主義，中國需設法與美國達成共識，一同維持現有的秩序並從中獲取最大的利益。2001年4月1日中美在南海發生軍機相撞事故，讓兩國關係跌到了低谷。類似這樣的擦槍走火，如果在南海再次上演，隨時會成為中美關係失控的變數。
結論：
在美國和全球「去中國化」的逆勢中，中國如何走出被孤立的困境，首先需要防止中美經濟脫鈎，而這需要在內外政策上打破「把自己束縛及扭曲在別人預想的模式之中」（李小龍名言）。
中美步向脫鈎系列三之三
本系列文章：
